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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尽力不再想费恩。奇怪的是，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真的很少再想到她了。那一切仿佛都发生在上个世纪。当时我太小了。其实我不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而跟她在一起的那几年我基本上都已经不记得了。

我离开了家。我是家里最后一个离开家的孩子。尽管妈妈默许了我离开印第安纳州的决定，但我离开家的第一年跟她通话的时候，她的声音仍然是哽咽的。大二那年，要是我回家过暑假，就没有资格缴州内学费了，所以那年暑假我没有回家。七月份爸爸妈妈过来看我。“至少这里是干热。”他们不断跟我说，尽管有一次温度计超过了一百华氏度。我觉得他们也就是随便说说。我们开车在校园里转，经过之前纵火案地点的时候，不禁生出一种受伤的感觉，那座实验室已经正常运行了。

然后他们就回了布鲁明顿，八月份的时候搬了家。以后再也见不到曾经住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很奇怪。

之前我并没有明确地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发现我竟然不自觉地想避开讨论灵长类动物的课程。不学遗传学，不学人类体格学，更不学心理学。你可能会发现绕开灵长类动物非常困难。例如《古文入门》这门课，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在讲大闹天宫的猴王孙悟空。再如《欧洲文学》这门课，教学大纲上就写着卡夫卡的《致科学院报告》，文章的讲述者是一只叫红皮特的猿，而你的老师还会告诉你这只猿比喻的是犹太人，最后你会发现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但这篇文章理解起来有难度。而天文学课很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在讲探索，探索率先进入太空的狗和黑猩猩。老师很有可能给你看一幅图片，上面是一只在太空里戴着头盔的黑猩猩。它的嘴巴从一只耳朵咧到另一只耳朵，这样的话我就有一股冲动，想要告诉班里的同学黑猩猩这样咧嘴是因为害怕，不管它们跟人类相处多久，也不可能改变这个习惯。图片上这些看起来很开心的太空黑猩猩实际上非常害怕，而我很有可能会忍不住把这些说出来。

所以要说我从来没想起过费恩也是不对的。倒不如说要是没人提醒的话我从来没想到过她，即便想到了，也很快就会忘记。

我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既是为了寻找过去（我哥哥），又是为了忘记过去（女猴子）。当然，女猴子指的是我，而不是费恩，费恩从来都不是猴子。我脑中一直有一个隐藏的部分，一个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部分，我可能一直相信我和我的家庭还有恢复的可能，我们会一起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仿佛费恩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肯定曾经相信过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入住新生宿舍的时候我做过一个决定：绝不谈论我的家庭。那时我已经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不难。奇怪的是，我们的家庭却几乎成了我们每日必谈的话题，避开它不谈比我之前想的要难多了。

我第一个室友来自洛斯盖多斯，是个《X档案》迷。她叫拉金·洛兹，本来是金色头发，之后染成了红色。她让我们叫她斯卡莉。斯卡莉情绪激动的时候脸颊一会儿粉一会儿白，变化的感觉就像慢速摄影一样。几乎是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刻起，她就开始讲她的家庭。

斯卡莉是第一个到的。她已经选好了床，把衣服扔在床上堆成了一座小山（这些衣服在床上放了几个月，她就像睡在窝里一样）。我打开门的时候，她正在往墙上贴海报，其中一张海报当然是《X档案》里著名的“我要相信”。另一张海报是《剪刀手爱德华》里面的，她说那是她最爱的约翰尼·德普。“你最喜欢的是谁？”她问我，要是我真有一个最喜欢的人的话，可能会给她留一个好一点的第一印象。

幸运的是，斯卡莉还有两个妹妹，所以她已经很习惯应付没脑子的人。她告诉我她爸爸是个承包商，从事高端房产业。在那些房子里，图书室里都有可移动扶梯，喷泉里有红鲤，还有跟盥洗室一样大的衣橱和跟卧室一样大的盥洗室。她爸爸整个周末都在文艺复兴节里度过，戴着天鹅绒帽子，到处跟姑娘们说早安。

她妈妈设计十字绣，并且以“X绣”的品牌名字卖这些十字绣。她给全国的手工艺小店供货，但主要业务还是在南方。斯卡莉的床上有一个枕头，枕头上绣着一幅长城的鸟瞰图，图上的明暗对比十分逼真，就仿佛你真的在长城。

有次斯卡莉的妈妈让她用涂着漂白剂的牙刷清洁卫生间的地板，斯卡莉因此错过了高中的一场舞会。“通过这一件事，你就知道我妈妈是什么样的人了，她就是快速拨号盘上的玛莎·斯图尔特，”斯卡莉说，接着又说，“当然不是说长得像斯图尔特，而是说思想上像。”然后她用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你知道这种感觉吗？长大的过程中一切看起来都十分正常，”她哀怨地问，“但突然你就意识到其实你的整个家庭都疯了。”听她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才认识她大概二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