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

在马格达莱纳河中央的沙洲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热得昏昏沉沉的鳄鱼。每当黎明或黄昏彩霞满天的时分，长尾猴和鹦鹉便在遥远的河岸上不住地啼鸣。跟马克·吐温时代穿梭于密西西比河上的汽船一样，老式的轮船也需八天时间才能沿这条河慢慢地溯流而上，到达内地。加夫列尔在十三岁的时候第一次登上这种轮船，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这段生活将对他的一生起决定性的作用。

下了轮船，搭乘一趟吃力地向云遮雾障的高山攀登的火车，经过长途跋涉，他终于在一月的一个下午到了波哥大火车站。如今回想起来，那真是他生平最凄凉的一个下午。当时，他穿着一身用父亲的旧衣服改的黑色西装，里面套着一件背心，戴着一顶礼帽，提着“一只颇有圣墓风采的箱子”。

他觉得波哥大是“一座遥远而又凄凉的城市，那里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淫雨连绵。这座阴暗的城市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街上来去匆匆的众多男子，他们跟我一样，都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礼帽，可是，满街竟见不到一个妇女。引起我注意的还有冒雨拉着啤酒车的高大的佩尔切隆良马、有轨电车在雨中拐过街角时迸发出的火星，以及为了给络绎不绝的送葬的人群让道而造成的交通堵塞的景象。那真是普天之下最为悲壮的葬礼：四轮马车如大祭坛，黑色的高头大马披着天鹅绒，戴着饰有黑色绒羽的带檐头盔，还有那些大户人家的尸体，这些人家自以为已将葬礼操办得尽善尽美了。”

仅仅习惯于和缓的四季变化（即根据时间而非空间组合的变化）的欧洲人很难想象，在同一个国家，加勒比地区与安第斯山地区居然会有巨大的差别。当然，这首先是一种地理上的差别。加勒比地区是一个阳光和炎热的世界，只能用浓烈的蓝色和绿色来加以描绘；而安第斯山地区却是一个云雾缭绕、细雨霏霏、冷风习习的世界，只能用一种细腻的灰色和沉郁的绿色来铺展。

这还是一种人种上的差别。沿海居民是安达卢西亚人、黑人以及勇猛的加勒比印第安人的后裔，他们生性直率开朗，与矫揉造作格格不入，丝毫不把等级和礼仪放在眼里。他们喜欢舞蹈，他们的音乐总是十分欢快，有着非洲的节奏和打击乐器的声响。但山区的哥伦比亚人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保持着卡斯蒂利亚人刻板、讲究形式的特点，有着奇勃恰印第安人沉默寡言和多疑的性格；他们的保守和注重礼节是不动声色的，就连幽默都不易觉察。他们举止彬彬有礼，往往掩盖了骨子里好斗的性格，只要几杯酒下肚，这种秉性就常常会不合时宜地暴露出来（国内的政治暴力行动从来不曾起自沿海地区，而是起自高原地区）。和围绕着安第斯山居民的景色一样，他们的音乐也是凄凄切切的：诉说着遗弃、离别，以及逝去的爱情。

对于这位来自沿海地区的十三岁少年来说，最使他感到惊讶和难受的莫过于他蓦地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在这个陌生的世界生活了。他又惊又怕地看着首都如此凄凉的景象。夜幕渐渐四合，召唤人们去做晚祷的钟声响了起来。他透过出租汽车的小窗直勾勾地看着雨中灰暗的街道。想到要在这种殡葬般的氛围中生活好几个年头，他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沉重。想到这里，他不禁放声大哭，使得来车站接他的学监大惑不解。

他受奖学金资助就读的那所学校简直是“一座修道院，没有暖气，也没有鲜花”，坐落在“奥雷里亚诺第二去寻找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的那个离大海一千公里的遥远而又凄凉的镇子”。对于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的加夫列尔来说，“那所学校是一种惩罚，而那座冰冷的城市简直是一种不公”。

他唯一的慰藉是读书。加夫列尔一文不名，举目无亲，而且又是被“一大群穿着讲究的公子哥儿们”包围的沿海居民，他只有在书本里才能找到摆脱这种阴暗的现实的唯一途径。在学校宽敞的宿舍里，他高声朗读这些作品：《魔山》、《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和《基督山伯爵》。星期天，加夫列尔实在忍受不了这座安第斯山城的寒冷和凄凉，便躲在学校图书馆读儒勒·凡尔纳和萨尔戈里的小说，读西班牙或哥伦比亚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篇曾经在教科书上出现，都是些蹩脚的、咬文嚼字的诗人。幸好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个文学现象：一群哥伦比亚青年诗人在鲁文·达里奥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影响下，在巴勃罗·聂鲁达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名为“石头与天空”的文学小组。这群在文学上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摒弃了浪漫主义诗人、高蹈派诗人以及新古典主义诗人。他们认为可以用比喻来表达他们敏锐大胆的见解。“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造反派，”今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是说，“如果没有‘石头与天空’，我真不敢说我会成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