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宿

我又一次看到姨娘了。每年一次，在大年初二，我去她家拜年的时候。今年也一样。她的模样没有什么变化，胖圆的脸庞，花白的短发，穿着羽绒服从厨房走到外面的走廊上。我叫了她一声，她抬头笑笑，“来了。”嗯，来了。没有多余的话。没有久别重逢后的热情，也没有嘘寒问暖的言语，一切都是平平淡淡的，我照旧去了厢房，电视如往年一样在重播春节晚会，姨爷坐在沙发上，我打过招呼后，也坐在沙发上，寒暄了几句，各自沉默。姨娘偶尔进来，端着果盒递过来，“吃瓜子。”嗯，吃瓜子。也没有多余的话。她又转身去厨房做饭去了。几十年来，年复一年，都是如此。然而，我依旧每年都坚持来坐坐，哪怕只有一个小时。

电视看了一会儿，我出来站在门口的稻场上，门前抽干的池塘，远处浸润在薄雾之中的树林和菜园，再远处的长江大堤，都没有任何改变；再往左边看去，隔着池塘，一排房屋中间外婆曾经住过的家，而今已经无人居住了……这些构成了我少年时光的场景，没有变化，只是我已经从中剥离了出来。这一切肇始于十二岁的那一天，我念完了小学，马上就要进入乡村中学读书。姨娘骑自行车到我家来，跟我母亲说：“让庆儿住到我家好了。反正我屋里也有两个上初中的。你就放心去种地。”母亲看我一眼，我没有说话。

我们这里称母亲的姐妹叫姨娘。姨娘是我母亲的妹妹，更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带我去她家做客。她家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十分热闹。而我家，虽然有哥哥，但大我太多，早就出去上学了，所以基本上只有我一个孩子。热闹是他们家的，我融不进去，只是跟母亲干坐在椅子上。姨娘也没有多跟我说什么。那时候她婆婆（按照我们这边的叫法，我该叫她亲家娘）操持整个家务，姨娘没有什么说话的权利。这些零碎的印象中，姨娘对我来说是模糊疏远的，忽然让我去她家住，我一时间不知如何接受。

十二岁对我来说，只是之前生活的延续。九岁时，母亲跟着父亲去长江对岸的江西种地，我因为要读书，不能跟过去。奶奶早就去世了，虽然有爷爷，也七八十岁，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更别说照顾我，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家。母亲每回跟父亲走之前，都会托付周遭的邻居，让他们帮忙照应一下。他们种地是在江西那边种两周，然后回家种两周，两边跑动，我就成了间歇性留守儿童。他们不在的日子里，我自己做饭、洗衣服，一个人睡在房间里，虽然很怕很怕，有老鼠，也有莫名的恐惧，可是没有办法。

从九岁到十二岁，我就是这样自顾自地长大。有一次打雷，感觉天上地下都是响声。老鼠在床底下跑动，我吓得在被子里缩成一团。早上，被子忽然被揭开，一看是姨娘站在那里。她看着我，问：“你一个人怕？”我没有说话。我要赶着去上学，她也就走了。我那时候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过来，多年后回想起来，她是不是在那一刻决定让我去她家住的？那次姨娘来谈过之后，母亲跟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去姨娘家寄宿。父亲准备好了我们家的钥匙，母亲用红绳子拴上递给我。父亲忽然对母亲说：“庆儿以后回来，要是看到门锁着，会不会哭起来。”我绷着脸说：“我才不会！”

父亲把我的棉被和衣服送去姨娘家后，就跟母亲返回江西去了。姨娘安排我跟二表姐一个房间。他们家人多，房间不够，大家都是凑合着住。我能感觉到那种微妙的排斥感——姨娘当然没有，姨爷是个内向的人，也看不出他的态度，但跟差不多年龄的三个表姐和一个表弟在一起，是有那种气氛的。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大表姐会捂着耳朵说：“吃个饭这么大的声音，吵死了。”我不知道是说我，依旧在吃，忽然间感觉他们都在看我，我才意识到，顿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姨娘此时跟大表姐说：“好好吃饭，不要说话。”大家又沉默地吃饭。

最大的矛盾是跟二表姐，我们是同一年出生，她比我大几个月而已。我们睡在同一个房间，她跟妹妹睡一张床，我睡另外一张床。晚上她们唱歌，我也唱歌。她会很生气地质问我：“你干吗要唱？”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唱？！”早上起来，大家忙着刷牙，我找不到水杯，趁人不注意，用嘴贴着水缸吸了一口，恰好被二表姐看见。她立马去告诉姨娘，姨娘问我是不是有这回事，我忙否认。姨娘就说了二表姐一顿。吃饭时，我看到她低着头掉眼泪。那一刻我知道，她讨厌我，恨我。她会跟她的姐姐和妹妹，还有弟弟，一起讨厌我。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