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乐园（第5/6页）

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建议，为了让民主生效、废除专政，印度必须切实回归自身。甘地提出的“罗摩之治”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独立和没有英国人的印度，它意味着人民的政府、重建古代印度村庄共和、远离德里或国家首都的那些办公楼。不过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这是把印度留在原地。看上去似乎是政治纲领，其实不过是喧嚣与宗教狂热。人民政府和古印度乡村共和观念（那是个空想观念，是从独立斗争时代遗留至今的民族主义神话）根本不是一码事。古印度有其特殊的残酷性；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人。而且，在他抗议演讲的后部分，他反对的正是这个古印度（尽管纳拉扬对这种矛盾毫无自觉）。

她（甘地夫人）谈到了“哈里真”（不可接触者）所享受的福利。难道她一点不为近来对哈里真们所做的错事感到羞耻？在北方邦（甘地夫人的故乡）和比哈尔邦（纳拉扬的故乡），整个贱民村被付之一炬，其中一个哈里真被活活烧死。她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哈里真们说话。那些穷人并不明白所有这些诡辩之词。在我最近去过的比哈尔村庄地区，多少哈里真被残忍屠杀！

印度要回归自身，屈服于它的内在冲动，印度又要解救自身。崇拜者们把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的观点说成马克思主义与甘地主义的统一体，可它实际上不啻为废话。他把古老的宗教冲动当作政治洞见，这让他成为自己所反对的贫弱的一部分。

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记者（期待革命，拒绝所有的“姑息”）告诉我，印度的“工人”必须被政治化。必须告诉他们，是“制度”在压榨他们。国大党掌权近三十年，它已成为制度。但这个制度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它是否包括了宗教、种姓与宗族的安稳、印度的认知方式、“业”以及古代的农奴制？但没有一个印度人勇于对政治自省到这个程度。没有一个印度人能达到这样的层次——认识到错误就存在于文明自身之中，印度的失败和残酷可能会涉及全体印度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梦想着在特别的一天奇迹般发生革命，梦想着专政被推翻，梦想着“人民”那时沉浸在“民间”欢庆的快乐中—像那位马克思主义记者报说的，历经千年的压迫，民间仍奇迹般地保持完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们勾画的未来蓝图上，印度也不是一个被推倒重建的国家，而是完全回归自身受到了净化的国度，是“罗摩之治”的景象。

流亡中的印度右翼反对党极不寻常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印度古制和荣光的坚持。一九七六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重建印度民主国际研讨会”上，听众们得知，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公元前三二七年）时，并没有打败旁遮普的波鲁斯大王。西方历史撒了两千年的谎：是波鲁斯打败了亚历山大，逼迫他撤退。亚历山大在印度的经历有一半是真实的；但话题在当前这个气氛中说出，令人出乎意料。不过它还算可以想象。在研讨会的议程手册上，一位荷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人（安居于其他文明所创造出的其他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下）在空白处印了一段话，那是把印度教于本世纪初传入美国的吠檀多派学者斯瓦米·维韦卡南达⑭的话：

我们的圣地以及它辉煌的历史啊。如果这大地上有什么地方可被称为至福圣地，大地上的灵魂必来此偿清“业”，每个曲折向神的灵魂必来此达其最后居所，人性在此达到其追求高洁与平静的最高层次，总之，一块内省与灵性之地—那就是印度。“抗议”！“重建民主”！

“对我们印度人（包括我自己）来说，保持批判态度，不对复古的情感随波逐流，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心理学家苏德尔·卡卡尔医生在最近的来信中写道。“印度知识分子要在两条战线上斗争—内在的和外在的—因为，和法国或德国截然不同的是，我们总是把早期的童年看作人生的黄金时代，就好像总把远古时代当作印度历史上的黄金年代一样，这就是我们在成长中的命运。”

所以，在印度所有的痛苦中（现在是生命中的现实，永恒不变），抗议也是回溯历史，回到想象中被毁坏、明知已失去的地方。就像童年，印度这段黄金般的历史不是通过探究来把握的，而只是被心醉神迷地沉思着。历史是一种宗教观念，蒙蔽着智识和艰苦的认知努力，麻痹着恶劣年代中的痛苦。甘地就被纳入这样一个历史（内心距离极为迫近）。他也成了印度所失落的一部分，他自己就是怀旧记忆的对象。要把握他，或以他的名义行事，就要有重获净化的幻想和历史幻想，而要把握他，人只有反观内视。在印度，每个人都是甘地主义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甘地主义观，如同每个人都受甘地提出的“罗摩之治”启发，得出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