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6/29页）

“于是，我过着化身博士那种两面生活。白天穿的是很正式的西方服装，晚上则去电影学会。有些时候，某位同事会对我的休闲活动感到好奇。他会到电影学会来看一场法国或德国电影，但他会受不了我那些亲密伙伴身上的汗臭——他们坐了一大段汽车或电车，或是走了一大段路，然后在没有冷气的办公室工作了一整天，又没办法回家换衣服。

“这种两面生活所造成的心灵不安的强烈症状终于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记得跟同事去参加我们公司一位英国主管和一位印度女子的婚礼，这件婚事在高层管理人员之间引起了一片哗然。

“跟我的同事一样，那天我当然穿着上班的西装。或者，可能是我自己没骨气。那是个非常闷热的晚上，结果我发现婚礼中尽是穿着舒服的薄毛葛布长衫和腰布的孟加拉人。在完全不合宜的衣服底下，我浑身是汗。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属于哪一边，嫌恶地对自己说：‘你把自己搞成了什么样子！’这件事使我内心的许多东西具体化，我开始考虑离职，放弃作为公司经理人员必须过的那种生活方式。

“我可要说，做那些工作真是大材小用。我们销售部门有许多人会到加尔各答和全国各地的市集去，就我所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抽查烟盒背后的批号，看看香烟是否过期。

“就这样，大家吃完早餐去上班，然后吃午餐，再到市集走一圈，接着上俱乐部，每天都混到很晚。办公室、家里、俱乐部都有冷气，因此一天下来没吹到冷气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或一个钟头。

“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优点就是你可以不用思考。只要你开始思考，就会觉得不对劲。这种日子毁了一些印度人，使他们的独立能力永远受到影响，使他们变得虚伪自大。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如果没有这个保护伞就无法独立自主。我也看过一些人在组织里受尽了屈辱。

“这些职位基本上是闲差。因此，他们会去掉你职位的一些权力象征，让你无事可做，借此来羞辱你。我见过一些人每天来上班，就在办公室里坐一整天，然后下班回家——这些人是牛津和剑桥毕业的，如果做别的工作，应该更能发挥才干。公司上下都知道那种屈辱，那种情况毫无遮掩。但许多人根本不敢辞职，因为那就像是在瑞典北方的严冬被撵出温暖、灯火通明的屋子。

“那时候，印度人的企业还没有扩展得那么大，机会很有限。反正，印度公司也没办法让提箱仔过他们已经习惯的那种生活。如今，印度企业可以提供你某些福利，让你过很豪华的生活——要是你有成绩的话。他们可是看得紧：印度企业里没有闲差事。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商场上开始了一场变革。处于困境的提箱仔团队必须面对现实。烟草公司改变了，它在短短十年间做了转变——就文化的变迁而言，十年是相当短的时间。这转变是由印度人造成的。英国人训练他们的人手，但他们不想亲自主导商务。今天ITC已经多元化，面对香烟业发展的减速还应付得相当不错。”

那项转变证实提箱仔文化也有可取的一面，我们必须记住这一面。

“他们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他们充满冲劲，严守纪律，虽然并不都明白为什么而冲。内心里他们是善良的印度人，爱国的印度人。我记得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时，也大约是我们碰面的时候，我们公司举行了一次财务委员会的会议。财务部经理说：‘各位先生，你们认为委员会下次会在北京开会吗？’我回答说：‘经理，不会的，除非我们总经理喜欢在腋下夹着一把雨伞。’对英国人我倒要这么说：他们喜欢听这种机智的应答，也会因此而尊敬你。”

阿修克比齐达南达年轻二十五岁，在一家老牌的英国提箱仔公司上班。这家公司现在已经被属于超级富有的印度金融、企业新生代的一员所收购，而公司的商业活动大部分都在国外。

阿修克并不是为了齐达南达所描述的优待和地位才进入商界的，他感到比较来劲的是“营销”，这个行业有现代味和主动性，走在潮流前端。（我认为营销跟推销是同一回事，因此没有向阿修克问个明白。好几个礼拜之后在德里，一位曾经做过广告的人给了我这个明确的定义：“营销的工作在于找出并满足尚未获得解决的需求。”不是创造需求——在贫穷国家里那会被看作邪恶之举；只是找出未获解决的需求。）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他一共告诉了我三则故事——谈到他如何想办法进入营销业。

“我有几次失败的开端。第一次是在大学主修商科，那是我父母要我做的。我知道商科不适合我，但还是咬着牙硬读下去。我勉强通过了毕业考试，那使我的自信颇受打击。然后，我向一个管理研究所申请入学。我那样做是因为每个人都如此。正如意料的那样，我并未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