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5/29页）

“我从波普尔的混乱之中走过。我知道我要前往圣蒂尼克坦，那边会有开阔的空地、安静的环境和树木。那种混乱没有让我太心烦——因为反正你也无法一厢情愿使你国家的真实情况消失。现在我做瑜伽已经做了十五年，它大大地帮助我达到这种心境——有了这种心境我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忍受周围的一大团混乱，而不会丧失我自己心灵的平静。

“所以说，甚至在第一次造访时我就喜欢上这地方了。几个月之后，我买了一些地，尽我财力许可尽量买，而且立刻就开始盖房子。我有一位老朋友是退休建筑师，孟加拉人，他帮我画了设计图。他熟悉这片地区，这里的气候和风向。

“这地方已经改变了。我没期望它还和过去一样，你无法回到这里人们还住在着砌房屋、宁愿赤脚走动的老日子。我倒是觉得，回到这里之后，我也回复到更自由的思考、生活和行动方式中。这里不会让我觉得受到禁锢。我又在重读《奥义书》了，这是重新燃起的兴趣。在名义上，我是无神论者，不过，我已经达到一种境界，把灵性追求跟有神论、宗教看作两回事。对我来说，《奥义书》的内涵涉及人类从灵性的最高层次了解宇宙和本身的意图。

“从加尔各答到这里只要两个半钟头，但我觉得已经离我的前一个人生阶段非常远了。你在一九六二年看到的那个提箱仔已离我的文化和成长的根基相当远了。”

年轻时，齐达南达曾想要当老师。有段时期，他甚至想跟他父亲一样当梵社的传教士。但是，他想在社会上留名的欲望使他走上广告业，然后又进入烟草公司。

他得到那个职位的消息传来之后，大家都向他道喜。他太太却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你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吗？”

齐达南达说：“一九六二年你碰到我的时候，我正在负责公司的广告，那是国内最大的广告案之一。那家公司本身从英治时代以来就有烟草专卖权，生产的东西几乎不管质量如何都卖得出去。我来告诉你那个提箱仔的世界是多么地散漫。有一位薪水很高的人事经理，他不少时间就花在量某一类主管该得到的地毯尺寸以及跟他们的太太讨论窗帘的颜色上。

“提箱仔被制造成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整个体系是为英国人的需要而建立的，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吃坐睡拉的方式。到这边工作的英国人把他们待在印度的时期看作像是住在旅馆一样，什么东西都有人提供，包括每一条毛巾，每一把汤匙。这段日子只不过是前奏，过后他们就可以回老家，买一栋房子，有自己的洗衣设备。他们在这里时甚至还配有用人。

“加入公司只有六个星期时，我写了一份报告说公司应该改用简称ITC。当时大家对这建议只觉得好笑。

“就像大英帝国本身的行政体系一样，作为其延伸的商业帝国也把一小群印度人跟其他人区分开来，将他们变成支配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对英国利益比对印度利益更加上心。而且，这是通过非常微妙的方式达成的。不管是在行政还是商业系统，英国人会毫不迟疑地在印度主管手下工作。我想别的帝国里没有这种现象，目前在印度开设的外国公司里也仍然看不到这种事。在法国或美国或日本的公司里，几乎没有半个他们的国人在印度人手下工作。

“我的公司阶级很分明，有两类不同的人员：主管和雇员。我们这些主管有车，还配了司机，我们的太太外出购物时——譬如去挑选地毯和窗帘——另外有车。我有些同事接到董事长电话时都会把领带拉直，或者如果他们要外出午餐的话，会派车回家拿一件干净的外套来换。不用说，在公司里主管有他们自己的洗手间。

“我太太很快就习惯了这些享受，爱上了它们。我喜欢这种舒服的日子——不这样说的话就是虚伪了。我还必须说，那种生活方式对我们后来的需求有深远的影响。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出于对文学和电影的兴趣，下班后总是跟一些完全不同的人来往。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会前往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的办公室。我在印度独立的一九四七年跟萨蒂亚吉特·雷伊一起创办了那个学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贴信封和写地址。我们头顶上有一台电扇，那可算是幸运了——这地点是一个片商的肮脏的办公室。我们在那里讨论世界电影的伟大成就。

“雷伊对我们的工作很投入。他身材很高，肩膀很宽，常让我想起泰戈尔，我现在把他看作泰戈尔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不过，跟泰戈尔不同的是，他的声音很洪亮。他皮肤黑，泰戈尔的皮肤则是白皙柔细。以他的文化教养，印度性，全面关怀（不能跟流行的世界主义同日而语）和真诚而言，我在雷伊身上看到了梵社成员的一些典型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