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7/29页）

楼上，破裂的门窗已经换上了网孔大小不同的铁丝网。用金属字母钉成的已经生锈的“物理系”几个词显得不大协调。红色地板上那些东一堆西一堆的灰尘——迪潘赞和我在两天前谈到的灰尘——仍然在那里。在一侧那间拥挤的小室里，两天前汽水瓶和小碟子留下来的圆形印痕还未擦掉。

迪潘赞对桌上的印痕挥了半个手，对摆着实验台的那个房间里的灰尘点了半个头，然后说：“绝不会清理的。”

我们在小室里坐下来；他坐在原先的椅子上，我坐在我坐过的椅子上，两个人隔着小桌相对。桌子上的污迹真是五花八门。橄榄色或卡其色铁柜后面及中间露出狭长的白色瓷砖墙面，不知从何处滴落下来的褐色物质在磁砖上凝结了。

我对他说，在他告诉过我的话之中，我还不明白某些事情。他曾经谈过前往加尔各答的盖斯特·金·威廉斯工厂组织工人的事。他是怎么进行的？他接触的第一个工人是谁？从他的叙述里，我拼不出许多画面。他下乡到村庄里——他是怎么做的？他是否就乘公车或火车前往某个村庄？他的谈话是否能超乎某些抽象概念——“工人”、“村庄”、“农民”、“压制”？

他接受了我的疑问。他准备告诉我细节。他首先谈起一九六七年组织加尔各答盖斯特·金·威廉斯工人的事。

“我一位朋友已经在盖斯特·金·威廉斯的贫民窟住了一段日子，他也认识了某位第二阶的共产党领袖。我朋友要我过去看看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分子。我从总督学院乘公车前往，经过豪拉桥。我在豪拉站换车，这第二辆车穿过豪拉的拥挤街道开到盖斯特·金·威廉斯的门口。”（大约一个礼拜之后，我跟盖斯特·金·威廉斯公司的一位员工走了同一趟路程。为期一年的资方关厂行动才刚结束，从厂区里的热带杂草和季风过后的铁锈看得出停工一年的迹象。这家公司是先前英国人经营的、在经过近乎垄断市场的时日之后已变得无效率的大公司之一，它无法轻易适应新环境。公司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碰上麻烦之后，开始一路衰落。一九六六年印度经济不景气时，盖斯特·金·威廉斯向来或多或少依靠的印度铁路局削减了一半以上的订货量。一九六七年有六七个月之久，转辙器与分叉轨生产部门以及平交道枕木生产部门都停了工，螺钉螺帽部门也受到影响。工人领到了薪资，但只是最低工资。这是公司告诉我的当年的情况：这也是迪潘赞故事的背景。）

迪潘赞说：“我朋友跟我在门口等了很久。我们到工会的小屋去看了一下，跟那边的人谈了一阵。工人从大门走了出来，我看到各种人：穆斯林、印度教徒、比哈尔人、孟加拉人。我兴奋极了，但可惜我朋友要我来见的那个人却没出现。

“我记得的第二次造访是这样的。公司要使用一些新机器，因此将以半额遣散费解雇一些工人。一个共产党小派系工会的组织者为我们设想了下面的任务：我们要到工会尚未吸收的非孟加拉工人聚居的贫民窟去。这些工人是反共的。

“有一天傍晚时刻，我们不少人进入了贫民窟。我自己身在一间小屋的房间里，看到这么一个比哈尔人坐在他小屋外头的绳编床上。”

“多大年纪？”

“中年。起先他不怎么想搭理。后来他笑了，于是我开始谈起公司要使用的机器。我用印地语谈，当时我说得还不是很好。他态度友善，但没有明确的响应。

“我还记得另一个景象——那是过了一阵之后的事。我开始在晚上到这个贫民窟去。他们交代我跟工人谈谈马克思主义。在那时，那个小派系工会已经有了不少支持者。这是一间穆斯林的小屋，我正跟一个工人在里面等着。我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熟悉，今天，二十年之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房间里有一条公用排水沟通过。后来我就去上课了，去讲马克思主义。我想我并没有让他们听懂。他们都累了，我也讲得太抽象——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

“当时我处在这种情绪高涨的状态。我年纪很轻，有些穆斯林工人——我现在谈的是后来接触的船坞工人——他们还叫我们回到为我们哭泣的父母身边，回到学校念书。我记得问过这些工人之一：‘我为什么要回去？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帮我的忙？’”

“他年纪多大？”

“这位老兄是中年人。我还记得他用他的印地语所说的话：‘我们是来挣钱的。’我这才发觉我太纸上谈兵了。不过党方面说过，跟农民比起来，城市工人比较‘落后’，而这是我可以用来合理化的说辞。”

我说：“亚拉蒂不赞成你到农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