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纸上的男人

玛格丽特和我刚结婚时，大家都好奇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短的，是每逢鸡尾酒会她喜欢讲的；另一个是长的，也是真实的版本。

简，那个长的版本我已经跟你讲过。下面就说说你妈妈的浓缩版吧。她会面带狡黠的微笑，跟别人说：“其实也是老套的情节啦。他是我的老师，你想不到吧。他是我哲学必修课的老师。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跟他睡一觉，要么挂科肄业。当时我想，跟他睡一觉似乎更划算。”玛格丽特的故事总能博得听众会心一笑。但我总觉得，这样的情节有些轻佻，令我难堪。

人们似乎都认为，夫妇之间相遇的方式至关重要，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是如何分手的。结局通常比开端更有韵味。可惜人们只痴迷故事的开场，即便它们千篇一律。不过是：“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起初我们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他一见钟情”，或者“我们当初只是朋友”。

我想，这其实也是人们之所以对此津津乐道的原因。正因情节相同，人们才爱听——在别人的故事里回味自己的往昔。

分手的情节也大抵雷同。“我爱上别人了”“某天早晨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不爱他了”，或者“她死了”“他死了”，以及以上情节的各种组合。

婚礼后第一天，我们飞往巴厘岛度蜜月。

飞机上，我又做了一个千头万绪、不祥的梦，我常常做这样可怕的梦。我把它也记在我的“梦境日记”里了：

玛吉是用木头做的，身体可以从中间打开。她是个俄罗斯套娃。（我记得人们也管那叫嵌套玩偶。）在玛吉身体里面，有很多个玛吉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其中几个，我认得出来，她们来自玛格丽特小镇，但更多的是陌生的娃娃。成千上百个玛吉。我一层层打开娃娃们的身体，却始终触不到其核心。

[简，莫非拥有一本“梦境日记”这个行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做些意味深长的梦吗？]

蜜月第一个清晨醒来，我发现身边躺着的竟是个中年妇女。

“你他妈是谁啊？”我惊叫道。

中年妇女温吞地翻了个身，张开肥腻的眼皮看了我一眼。“好累呀。”中年妇女说，“既然你起来了，可以帮我倒杯咖啡吗？”

我全身乏力，况且时差还没倒过来，所以你能理解的吧，我没有马上认出那是玛琪。

我回了玛琪一个僵硬的笑容，然后起身去冲咖啡。等我返回床边，玛琪已经变回玛吉，但伤害已成定局：我知道，她随时都会变成玛琪。

“刚刚有什么不对劲吗？”玛吉问。

我摇了摇头。

这当然绝非玛琪的最后一次现身。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大多数早晨醒来时，她都是玛琪。

真正的亲密关系，意味着将发现对方平日里不为他人所知的一面。即便你有时不愿看到这些。真正的亲密关系，是她剃去的唇须，是她胸罩的真实尺码，是她屁股上的疖子，是她漂染头发的颜料。

结婚第六个月，我发现玛吉的红头发并不是“天生”的。一天早晨，我在卫生间撞见她正用沾了苹果红染料的刷子刷头发。卫生间的台面上放着一个染料空盒，中暖棕色，色号180。

“我还以为你的红头发是天生的。”我说。

“嗯，不是的。”

“哦，”我说，“那染料颜色看起来很红。确定这是你要的颜色吗？”

“洗过颜色就淡了。”她回答。

“你确定？”

“要知道，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她说，“再给我二十二分钟，好吗？”她温柔地把我推出门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提起过她的染发剂。

我想，我早该对此心生怀疑。仅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人群“天生”长着红头发。更该死的是，她的阴毛从来都是棕色的。只能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端倪，却故意选择视而不见。

不过，在接下来的婚姻生活里，我将此幕场景深锁于心，从不触及。

结婚两周年后不久的一天，玛格丽特扛着一个硕大的长方形包裹回来，包裹外面包着塑料纸。

“那是什么？”我问她。

“是个招牌。”她说。她把包裹放在餐桌上拆开。果真是块招牌——一块相当大的老式招牌，上面装着内壁厚重的玻璃日光灯，排成一个个字样。很多灯泡已经开裂，或者完全破碎。招牌上写着：“玛格丽特小镇电影院”。“玛”和“镇”字的灯泡已经彻底剥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