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遇（第2/3页）

姐姐常夜里流泪，对此他特别关心，也特别喜欢她这样。如今这样一位姐姐不在了。在墓地的时候，可笑的话语，几铲新土，复活了他对往事的记忆。身体沉重，虚弱，笨拙，都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这使得他要么跪下去站不起来，要么在电车上下不来（我觉得那位宅心仁厚的售票员不得不俯身伸手扶他下车——乘客中有一位也扶了他）。从墓地回来时，困倦，孤独，肥胖，羞愧，和人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过时的谦恭，缝缝补补的内衣，褪了色的裤子，还有那一身不干净、讨人嫌、穿戴寒酸的肥肉。尽管如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还是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来源不明的快乐，想来不好意思，但这种快感在他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中不止一次地突然袭来。他非常平静地坐着，两手平摊（手指很少有舒展开来的时候）歇在手杖的弯头上，两条宽阔的大腿分开，肚子的底部鼓圆了，露在解开纽扣的外套外面，安放在长凳边上。头顶上，蜜蜂在开花的椴树上忙碌。密实的树叶间飘来一阵甜丝丝的暗香，底下树荫里，沿着人行道，躺着些酸橙树的残花，活像压扁了的马粪。一根红色的湿水管穿过小公园中心的整个草坪，稍远一点，清亮的水从管中喷涌而出，水雾里出现了幽灵般的虹彩。山楂林和一个小农舍风格的公厕之间，一条浅灰色的街道隐约可见。街边一根贴满海报的广告石柱像个胖小丑矗立着，一辆又一辆电车驶过，发出咔嚓声和哀鸣声。

这个小小的街心公园，这些玫瑰，这个花房——他看了上千次了，见过它们并不复杂的所有变化。但不论何时，当我和他经历着这样的幸福瞬间，它们自始至终都闪烁着生机与活力，参与到人的命运之中。一个男子拿着当地的俄文报纸在同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这深蓝色的长凳被太阳晒得暖暖的，谁来坐都热情接纳。要我描述这个男子不容易，再说，也没有必要描述，因为自画像很少是成功的，也因为他的眼神一直显得很紧张——眼神如镜，反映出心灵中了催眠之咒。为什么我断定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男子名字就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呢？因为这个姓和父名的组合看起来像是一张扶手椅，宽厚温柔。他的大脸盘上露着惬意，双手搭在手杖上，舒适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眼珠在眼镜片后面来回移动，扫过一片向一个方向移动的云朵，又移向一辆朝另一个方向奔驰的卡车，或者扫过一只在沙石地上喂养雏鸟的母麻雀，又移向一辆磕磕绊绊前行的木制小汽车——小汽车后面拴着一根绳子，一个孩子拉着它，拉着拉着就忘了，它侧翻过来，但还继续前进。D教授的讣告在报纸上占了一块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我为什么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排了这次葬礼行程，也匆匆给他那天的上午尽可能安排了典型的忧郁背景。虽然报纸上说对葬礼的日期会有专门交代，但我再说一遍，我是在匆忙中安排的。我确实希望他真的去了墓地，因为他就是你在国外俄罗斯葬礼仪式上能见到的典型代表，虽然站在一边，但正是因为他来了，这才加强了葬礼的传统性质。他的整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神色温柔，透出的某种气质让我想起一位莫斯科社会政治活动家安娜·阿克萨科夫女士——她是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我从童年就认识她，所以几乎是不经意地，但又好像早已了解了压抑不住的细节，我把她当成他的姐姐。这一切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生了，因为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创造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物，用在我已经奋斗了两年多的一部小说的一章之中。即使这个我第一次看见时正从电车上下来，现在就坐在我旁边的胖老先生也许根本不是俄罗斯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让我如此满意！他的容量如此之大！说来奇怪，我百感交集，我正在用我炽热的创作快感感染着那个陌生人，那种快感足以让艺术家全身皮肤战栗。我希望，不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年岁多大，多么贫困，胃中还有肿瘤，他总可以分享给我带来快乐的强大力量。我的快乐虽不合法，但有他分享，也算得以弥补。如此一来，我的快乐就不再是独一无二的感觉，不再是比较少见的疯狂种类，不再是跨过我整个心灵的巨大日虹。它至少让两个人得以感受，变成他们谈话的主题，从而让日常生活取得存在的权利，否则我那粗野的、原始的、沉闷的快乐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坚持用这个名字）摘下他的黑色软呢帽，好像不是为了让头脑清醒，而是表示他完全赞同我的想法。他缓缓摸着头顶。椴树叶影婆娑，掠过他那只大手上的青筋，又落在他的满头灰发上。还是这么缓缓地，他朝我转过头来，瞅瞅我手里的流亡者报纸，又瞅瞅我装模作样读报的脸，神情凝重地移开目光，重新戴上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