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生活

隔壁屋里，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在讲述他妻子是怎样离开他的，边说边哈哈大笑。

我忍受不了那么可怕的喧闹声，就冲进这个屋子里（房东的餐厅）——连镜子都没照上一照——当时我正好是午饭后和衣小睡了一会儿，衣服压得皱皱巴巴。一进去就碰上了这么个场面：名叫普列汉诺夫（和那位社会主义哲学家(1) 全无关系）的房东坐在那里听，一副欲罢不能的样子——一边听，一边用一只烟草填充器往烟管里装烟草，做成俄国香烟。帕维尔一直绕着桌子转悠，一脸标准的悲伤神情，苍白的脸色似乎蔓延到了剃光的头顶——那个光头在不伤心的情况下倒显得生气勃勃。这光头是典型的俄国式干净整洁风格，令人习惯性地想起干净利落的特种工兵部队，但眼下的情景让我想起了不好的事情，像犯人的光头那样可怕的东西。

他来这儿实际上是找我兄弟的——他刚刚走了，但找没找着他也无所谓。反正他要倒倒苦水，找个现成的人听就行，哪怕这个人是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他在哈哈大笑，但眼神里并没有笑意。他说他妻子把他们居住的寓所扫荡一空，卷走了所有东西，也不仔细看看，连他最喜欢的一副眼镜也带走了。还说她的所有亲戚都先于他知道内情，他真不知道……

“对了，有一点甚为关键，”他接着说，现在直接对着敬畏上帝的鳏夫普列汉诺夫讲（此前，他的话不论多少都是自说自话，没有冲着谁讲），“关键的一点，有趣的一点，是从今往后将会如何——她是和我一起过呢，还是和那头猪一起过？”

“我们到我的屋里去吧！”我用清晰的语调说——这时他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一直站在那里，孤独地斜靠着餐具柜的一角。餐具柜颜色很深，我个头太小，似乎融化进了餐具柜的黑色之中——是啊，我穿着丧服，为每个人服丧，为每件事服丧，为我自己服丧，为俄国服丧，为我流掉的胎儿服丧。他和我进了我租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盖着绸布的长沙发，宽得出奇，险些就放不下了，紧挨着沙发是一张小矮桌，桌上沉甸甸压着一盏台灯，台灯的底座是个仿真炸弹形状的厚玻璃缸，里面装满了水。我这个私密环境很舒适，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立马变了一个人。

他坐下来，一言不发，揉揉他红肿的眼睛。我盘腿坐在他旁边，拍拍我们周围的靠垫，陷入沉思，女人托腮的那种沉思。我看着他，看着他青绿色的头，看着他结实宽大的肩膀，心想这样的身材穿一身古代的战袍要比现在这身双排扣夹克衫合适得多。我盯着他，好生奇怪，这么个又粗又矮的家伙，相貌也非常一般（除了牙齿——我的天，真是一口好牙！），怎么会让我站不稳脚跟呢？就在两年前，我在柏林的流亡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迷上了他，当时他正计划娶他的女神。我对他多么着迷啊，为他痛哭，多少次梦见他戴在毛茸茸手腕上的细钢链。

他从裤子后兜中掏出他的“战地”（这是他的叫法）大烟盒，沮丧地点点头，拿出一支俄国烟来，烟管一端抵住烟盒盖，连敲好几下，比平时敲的多了好几下。

“是的，玛丽亚·瓦西耶芙娜，”他终于说话了，一边点烟，一边从牙缝里挤出声来，高高抬起他的三角眉毛，“是的，没人能预见这种事情。我信任那个女人，绝对信任。”

他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多之后，一切都显得出奇地安静。能听到雨打窗台的声音，普列汉诺夫装烟的敲击声，还有狗的哀鸣声。那是一条神经质的老狗，锁在走廊对面我兄弟的房间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么是因为天气太阴沉，要么也许是因为已经降临在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身上的不幸要求周围的世界（分散的世界，没有光彩的世界）做出一点反应——不过我的印象是：天色已然很晚了（虽说实际上只是下午三点），我还是得横穿柏林到城市的另一头去办一件我那位迷人的兄弟亲自去才能办好的事情。

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说开了，这一次声细如丝：“那个老臭婊子，她和她钻在一起拉皮条。我老觉得她讨厌，这情绪也没瞒着列诺什卡。好一个婊子！我想你见过她的——六十左右，头发染得像匹杂色马。胖，胖得背都鼓起来了。尼古拉斯出去了，真遗憾。让他一回来就给我打电话。你知道的，我是个有话直说的简单人，长期以来一直告诫列诺什卡，说她母亲是坏婊子。现在我脑子里想的是这么个主意：也许你兄弟可以帮我一把，给那老妖婆写封信——算是个正式声明，就说我原本知道，现在也完全明白，这一切都是谁教唆的，是谁带坏了我的妻子——对，字里行间是这个意思，但措辞当然要十分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