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遇

他年老，他有病，世上没人需要他。因为贫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已经沦落到不问明天怎么过，只奇怪前一天竟然过来了的境地。就个人的财物来说，除了他的病，这世上任何事情都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和姐姐一同从俄罗斯流亡到柏林。姐姐一生未婚，十年前就去世了。姐姐的形象已经成为虚无，他习惯了，也不再思念她。不过就在那一天，他从俄罗斯流亡者公墓参加D教授的葬礼回来，在电车上，突然忧郁地想起姐姐的墓破败不堪的状况：十字架上的漆皮零零星星地剥落了，椴树树荫掠过墓碑，擦拭着墓碑，墓碑上的名字已经很难看清了。约有十来个没有工作的老流亡者参加教授的葬礼，怀着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粗俗心理聚到一起。就像葬礼上常见的那样，大家稀稀落落站在一起，伤心地等候着。仪式很简单，没有走宗教规程，用树枝在头上方隔一阵晃一晃，很快就结束了。阳光强烈，难以忍受，尤其是饥肠辘辘，更难忍受。然而，为了不失体面，他外面穿了一件大衣，以遮掩外套的寒酸。他和教授是老熟人，站在令人愉快的七月暖风里，他想把死者的音容笑貌端端正正、稳稳当当地摆在自己心灵的眼睛之前，可是风轻轻一动，就把死者的相貌卷起来，吹散了，他怎么抓也抓不住。他的思绪老是拐到别处，在他记忆的一角，他姐姐真真切切地死而复生了。只见她和他一样又沉又胖，长着个男人一般的鼻子，又红又大，油光闪亮，宛如涂了一层漆，上面架着她常戴的眼镜。她身上穿着一件灰夹克，就像如今活跃在社会政治圈里的俄罗斯女性一样。初看之下，她是个活力四射、光彩照人的人，聪明，能干，活泼。可是说来奇怪，她还有忧郁沉闷的一面，令人费解，也只有他才能注意到她的这一面。不过话说回来，姐姐的各个方面里，他最喜欢的还是她忧郁沉闷的这一面。

柏林的电车挤得不像是人坐的，乘客中另一位年老的流亡者几乎一直坐到了终点站。他是一个目前没有执业的律师，也是参加完葬礼返回的。也是对任何人没有用处的人，眼前可能只对我有点用。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对此人也就是略知一二，如果在疾驰的电车上挤在混乱的乘客中二人有缘相遇的话，那要不要和他聊几句呢？与此同时，另一位仍旧贴窗而坐，看着窗外的街景，他过于平庸的脸上露出冷嘲的神情。（这是我看到的片刻情景，之后我的视线就一直没有离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这位新遇之人。）他终于下车了。他身子沉，行动笨拙，售票员扶着他下车，站到车站的长方形石板候车岛上。落地之后，他不紧不慢地表达了谢意，从车上收回自己的胳膊，售票员刚才一直抓着这只胳膊的袖口。然后他缓缓迈开脚步，转弯，小心地四面看看，朝马路走去，想穿过危险的街道，到一个街心公园去。

他安全地穿过马路。一小会儿之前，就在教堂墓地，颤巍巍的老牧师根据仪式提议唱诗班为永久纪念死者而咏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花了好长时间，费了好大劲，这才跪下身来，一直跪到唱诗结束。那时他的膝盖和地面连在了一起，竟然站不起来了。老蒂霍茨基像刚才那个电车售票员扶他下车一样扶他站起来。这两次相似的印象加剧了他格外疲惫的感觉。毫无疑问，这种疲惫感觉有旱田干透的味道，但也自有乐趣。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觉得现在返回那些呆笨的好心人和他一起寄宿的公寓无论如何都太早，于是他拄着手杖朝一个长凳挪过去，缓缓地往下坐，直到最后一刻才顺应地球引力，总算瘫坐下来了。

不过我想了解，这种快乐，这种膨胀的幸福感，是从何而来的。有了它，人的灵魂立刻就变得巨大，透明，珍贵。不管怎样，想想看，这里有个病老头，死亡的迹象已经显在他身上。他已失去了他所有的心爱之人：他的妻子，当年还在俄罗斯时就离开他投奔了有名的反动分子马林诺夫斯基博士；他工作的报纸关闭了，他的读者、朋友、和他同名的亲爱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马勒在国内战争期间被红军折磨致死；还有他的哥哥，在哈尔滨死于癌症；后来又失去了姐姐。

他又一次难过地想起姐姐坟墓上字迹模糊的十字架，它已渐渐融入大自然的阵营。算来肯定有七年多了，姐姐的坟墓他再没有管过，就随它去了。突然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清晰地记起了姐姐曾爱过的一个男子——也是她爱过的唯一一个男子——他的相貌历历在目：一个有着加尔申(1) 气质、半疯癫、患肺痨的迷人男子，留一把黑炭般的大胡子，长着吉卜赛人一般的眼睛，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为了另一个女子开枪自杀了：血滴在他的假胸领上，小巧的脚上穿着精致的鞋。接着，没有任何联想，他就看见了中学时代的姐姐，患伤寒后理了个新发型。他俩坐在搁脚凳上，她向他解释自己陷入了一种复杂的触觉感知系统，这么一来，她的生活就变成了不停地在物体之间保持神秘的平衡：走路要摸着墙走，先是左手掌顺墙轻轻滑动，然后再换右手，好像要用两手来感知物体。似乎只有这样，她的手才干净，才能和世界和平相处，感知世界。久而久之，她的兴趣集中在女性问题上，办起了各式各样的妇女药店，发疯一般地害怕鬼魂，原因是，如她自己所言，她不信仰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