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人（第3/5页）

依常理，灵魂永生的信仰是禁止不了的。不过这里头有个可怕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问题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格拉夫边喝啤酒边沉思）：灵魂要通往来世，会不会受到无端变故的阻碍，如同一个人要生在这个世界上，会遭遇各种不幸一般？难道人活着时就不能想想办法，采取一些心理的甚至物理的措施，帮助灵魂成功地通往来世？具体有哪些方法？人应该有何预见，有何储备，有何规避？可不可以把宗教（格拉夫争论道，他还游荡在昏暗下来的酒吧里，酒吧里已空无一人，椅子也在打哈欠，被放在桌子上睡着了）——把宗教，用神圣的图画盖住生活之墙的宗教——看作有助于创造有利环境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根据某些内科医生的说法，专门给一些胖脸蛋的好看婴儿拍些照片，用来装饰怀孕妇女的卧室，此法对其子宫中的胎儿大有益处。）但话说回来，即使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也知道了X先生（喝这样或那样的牛奶，听这样或那样的音乐——也就是说喝啥听啥都可以）为什么安全地通向了来世，而Y先生（他的营养略有不同）为什么卡住没过去，死在这个世界上了——难道就不存在别的险情，正好发生在通往来世的那个关键时刻？这种险情不知为何就挡住通往来世的道路，从而毁了一切。请注意，就是动物或普通人，大限一到，也会悄然离去：不要打搅，不要妨碍我完成我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就让我平静地向不朽的灵魂过渡吧。

所有这些想法已经让格拉夫颇感压抑，但还有更差劲、更可怕的想法，那就是压根就没有“来世”这回事，人生固有一死，就像巨大浴缸里的肥皂泡，在如雨喷洒的水龙头下方飞舞，最终破灭一样。格拉夫坐在市郊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着雨水管的喷头——雨下得很猛，秋天来了，他已经到了那个预言式的年龄，又过去四个月了，现在死亡将随时来袭——柏林附近的松林泥炭地阴沉昏暗，去那里是极其冒险的。不过，格拉夫心想，要是压根没有来世，那么与独立灵魂这种想法相关的一应事情也就随之消失了，也就不会有什么不祥之兆或警示之兆了。万事大吉，让我们变成唯物论者，所以说我这种遗传良好的健康之人也许能再活半个世纪之久呢，那么何必在意神经过敏的幻觉呢——它们只是我社会地位暂时不稳的结果，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朽——资产阶级的伟大地位（格拉夫继续想，脑中此刻高声响起令人不快的激励之词），我们又伟大又强大的阶级一定会征服无产阶级这只九头蛇怪，我们这些奴隶主、粮商，还有他们的忠诚诗人，肯定会登上我们这个阶级的高台（请更激昂些），我们所有人，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有大地上的资产阶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起来，我们的石油狂人（或者黄金狂人？）kollektiv(3) ，打倒平民的胡乱创造——现在，只要有“团结”意思的动词副词都可以入诗为韵，然后再来两句重复诗行：起来，各国各地的资产阶级！我们神圣的资本万岁！节拍延长（只要有“各国”字样的都延长），我们的资产阶级国际歌！这样的结果有趣吗？好玩吗？

冬天来了。格拉夫从邻居那儿借了五十马克，买了东西吃了个饱，因为他不打算给命运留下丝毫漏洞。那位古怪的邻居初来乍到，住了五楼两间最好的屋子，竟然自觉自愿（自觉自愿！）地给了他钱财资助。他叫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一个矮胖的好好先生，一头灰发，看起来很像大家心目中的作曲家或者国际象棋大师。但实际上，他代表着某个外国机构（非常外国，也许来自远东，或者来自天外）。有时在楼道里偶然相遇，他总是亲切地笑笑，有点怯生。可怜的格拉夫把这份好意解释为他的邻居是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商人，与文学无缘，也没去过别的人类精神的度假山庄，一见他格拉夫伊茨基这个梦想家，便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这份敬意挺受用，也挺吓人的。不管怎么说，格拉夫自己的烦心事太多，顾不上关注他的邻居。但他倒是有意无意地一直在利用这位老先生天使般的善心——比如，夜里没有烟抽，熬不住的时候，他就会敲恩格尔先生的门，讨根烟抽。但他并没有真正和他拉近关系，老实说，还从未请他进屋里一叙。（只有一次例外，那晚灯坏了，房东太太正好选了那晚出去看电影，这位邻居便带着一个崭崭新的灯泡过来，小心翼翼地给安上了。）

圣诞节，几位文学界的朋友邀请格拉夫参加一个yolka（圣诞树）晚会，晚会上听了各种谈话，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自忖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这些花花绿绿的小装饰了。又有一次，在宁静的二月子夜时分，他注目苍穹良久，突然觉得人类的意识如沉沉负重，压得他难以承受。人类的意识是不祥的、荒唐的奢侈品：一阵痛苦的痉挛，抽得他大口喘气，繁星点点的天空如怪物一般摇摆起来。格拉夫拉上窗帘，一只手放在胸口，另一只手敲响了伊万·恩格尔的房门。恩格尔带着亲切的微笑和一点点德国口音，递给他一些缬草药剂。顺便说一下，格拉夫进门的时候，正好看到恩格尔站在他的卧室中间，往一只杯子里滴那种镇静剂——毫无疑问，这是他自配自喝的。只见他右手拿着杯子，左手高高举起，握着暗红色的瓶子，默默地移动嘴唇，数着数：十二，十三，十四，然后突然加快，好似踮着脚尖飞跑一般，数到十五，十六，十七，然后又慢了下来，数到了二十。他身穿一件淡黄色的睡袍，一副夹鼻眼镜横跨在他专心致志的鼻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