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之行

三四年前，我在巴黎的一位朋友——委婉点说，他人有些怪——听闻我要去蒙蒂塞特镇待上两三天，便劝我去看看当地的博物馆。他听人说，那里挂着一幅他祖父的画像，出自画家勒罗伊手笔。他微笑着摊开双手，给我讲了个模模糊糊的故事，我承认我当时也没怎么认真听。其中原因一方面是我不喜欢听别人大谈自己的事情，但主要原因还是我总怀疑我这位朋友信口开河，瞎想乱编。他讲的故事大致如此：他祖父早在俄日战争时期就死在了他们家位于圣彼得堡的老房子里，之后祖父在巴黎寓所里的所有物品都拍卖了。那幅画像，经过几次无名的转手倒卖后，由勒罗伊家乡的这家博物馆收藏了。所以，我的这位朋友想知道自己祖父的那幅画像究竟是不是真的在那家博物馆。如果是，有没有可能赎回来。如果能赎回来，那价格又是多少。我问他为什么不亲自和博物馆直接取得联系，他回答说自己已经写去好几封信了，但一直没有回音。

我暗自做了个决定，偏不按他的要求去看博物馆——我总可以对他讲我没去，不是生病了就是改变了行程。我一贯讨厌参观景点，不管是博物馆还是古建筑。再说，这个怪家伙说的故事好像是一派胡言。然而，偏不要做的事情单单就做了。那天我在蒙蒂塞特镇空荡荡的大街上逛，想找一家文具店。可是每到一条街的街头，总看到一座长脖子的教堂，高高的尖顶都一模一样，气得我骂了它几句。忽然，一阵瓢泼大雨不期而至，打得枫树叶哗哗直落。这就是南方十月的天气，晴空如悬一线，说变就变。我急奔过去找个地方避雨，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博物馆的台阶上。

博物馆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建筑，由多种色彩的石头修砌而成，有很多柱子，一面山形墙上有壁画，上方有一段镀金铭文，青铜大门的两侧各摆着一张雕成狮腿的石头长椅。一扇门开着，在雨水微光的衬托下，里面显得有些黑。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尽管是在高高的屋檐下，台阶上还是渐渐落下了雨点。我看这雨一时半会过不去，也没别的事好做，便决定进去看看。我还没来得及踏上门廊前面有回声的平滑石板，远处一角就传来了挪动板凳的咔嗒声，原来是博物馆的门卫——一位普通的退休老者，空着一只袖管——起身来迎我，放下报纸，目光翻过眼镜片打量我。我付了法郎，尽量不瞧门口摆放的那些雕塑（它们就像是马戏团演出时最传统又最无趣的开场表演），径直走进了大厅。

一切都是博物馆应有的样子：灰色的基调、沉睡的物品、不能以物质衡量的东西。常见的钱币盒子，里面垫着天鹅绒，上面摆着磨损了的旧硬币。盒子顶上有一对猫头鹰——一只雕鸮和一只长耳鸮，各有法语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大公”和“中公”。珍贵的矿石躺在纸制工艺的敞开式坟墓里，里头积满灰尘。一些大小不一、奇形怪状的黑团块组成一个拼图框，里面放着一张男士的画像，留着山羊胡子，表情诧异。那些黑团块就像是冷冻的昆虫粪便，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观看，怎么也猜不出这些黑团块是什么性质，由什么构成，派什么用场。那个门卫一直拖着脚跟在我身后，拉开一段距离，以示尊重。不过这时他走上前来，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幽灵一般藏在上衣口袋里。看他喉结一动一动的样子，好像在使劲咽唾沫。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道。

“到目前为止，科学上还没有定论。”他回答道。毫无疑问，是死记硬背来的答话。他接着用同样装腔作势的声调说：“这些东西发现于一八九五年，发现人路易·普拉迪耶，曾经是市议员、荣誉骑士勋章的获得者。”说着伸出一根抖抖索索的手指指了指那幅照片。

“很好，很好，”我说道，“不过这东西在博物馆占一席之地，是谁决定的？又是为什么呢？”

“那我请您往这儿看，看看这个头骨！”老头说得铿锵有力，显然要转移话题。

“我还是想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材料做的。”我打断了他的话。

“科学上……”他又从头说开了，但突然停住不说了，生气地看着自己的手指，原来指头上沾满了玻璃上的灰尘。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个中国的陶瓷花瓶，估计是哪一个海军军官带回来的。一组多孔化石；装在混浊酒精瓶里的一只淡白色的蠕虫；一张蒙蒂塞特镇十七世纪时期的红绿色地图；一组生锈了的三件套工具，用一根黑色丝带捆在一起——一把锹，一把鹤嘴锄，一把镐。我心神不定，想知道从前是怎么挖地的，但这一次我没想着从门卫那里问个清楚。他依旧不声不响地跟着我，很温顺，在陈列柜中间绕来绕去。过了第一个大厅，远处还有另外一个，看样子也是最后一个了。这后一个大厅的正中央放着一副巨大的石棺，像一个脏浴缸，四面的墙上挂满了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