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2/4页）

一直没见在韦尔斯·法戈的斯泰拉汇钱来，好在我有赛维斯特在科尤坎的电话号码，要是实在没钱了，可以给他打电话。我想先到曼尼·佩迪拉的表兄那儿碰碰运气。他跟曼尼完全不像，瘦瘦的，红皮肤，露出一嘴牙齿，一副饿相，是个钱迷心窍的人。他很想带我逛逛墨西哥城，可是西亚已经带我逛过了。他又要给我介绍西班牙文学，最后他还向我要了点钱，说是给我买条披毯，可是从此就再也没有露面。

尽管我知道我已经再也得不到西亚，由于她那难以相处的观念和我自己怪癖的性格，她已经绝对离开了我，可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对她念念不忘。所以我在这座城里到处闲逛，把事情细细地考虑了一番。我常常去看墨西哥流浪乐队的表演，以及演奏死亡歌曲的残疾人小提琴手的演出。或者是看看那些卖花女和在糖果货架上嗡嗡直转的蜜蜂。无论朝哪个方向转，都可以看到火山顶上的皑皑白雪以及整座山峦在雪中悠悠漂动。在那些日子里，我尽可能不照镜子，因为我既面容憔悴，又有病色。有一阵子，我仿佛觉得死神走上前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准备好了吗？”我考虑了一会，然后回答，“好了。”因此，从某一种意义来说，我算是死了。如果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一点事理的话，那就是，人要是没有壮志和宏愿，是很难活下去的啊！不过，这座城市很美——尽管肮脏、贫困、到处乱涂抹——气候也很温暖，这使我得以活下去。我心里常常抱怨，精神上感到很懊丧，可是我没有一直处于极端的绝望之中。

我终于还是跟赛维斯特联系上了。他来看我，还借给我一点钱。开始，他说话不多，我心里明白，他不便讲政治方面的问题和机密事。

“看你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他说，“要不是我认识你，我准会把你当作那班泛美流浪汉中的一员哩。你得去把自己弄得干净一点。”

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卡利古拉从一千英尺高空抛向地面的东西。空气在嗖嗖嘶鸣，眼前的色彩像耶路撒冷的一般。我站起来虽然感到头晕，但仍然极力保持平衡。那就尽量先保持平衡吧！就像这样！这可不是容易的事。赛维斯特看出我要洗心革面，重新振作起来，不想就此垮掉。他聚起嘴角小小的黑色皱纹，朝我咧嘴而笑，他总是觉得我可笑。

“我的运气坏透了，赛维斯特。”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嗯，你是想在这儿混下去等待时来运转呢还是想回芝加哥？”

“你看呢？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那就先待着吧。这儿有一位同情者，只要弗雷泽跟他讲一声，他会供你暂住一段时间的。”

“我很乐意，十分感谢，赛维斯特。这位同情者是谁呀？”

“是老头子[2]一位多年的朋友。他会给你安排的。我不想看到你这样浪荡下去。”

“哎呀，谢谢了，赛维斯特。多谢了。”

于是，弗雷泽随后便来带我去见那位同情者。他叫帕斯拉维奇，是个和蔼的南斯拉夫人，住在科尤坎那边一幢小别墅里。他嘴角有深深的皱褶，上面长着纤小发亮的胡楂，就像晶石洞或岩石世界里的奇观，满布着细小的晶石。他是个颇为独特的人，他的头就像洋葱，头发剪得短短的。我们在花园里见面时，他的头顶一直在冒热气。

他说，“十分欢迎你。有你这样一位同伴非常高兴。也许你可以教我英语吧？”

“当然可以，”弗雷泽说。弗雷泽的模样也变了。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咪咪管他叫“传教士”。他双眉之间聚着深思的皱纹，那样子确实像个牧师。也像个南北战争时南部联军的军官。他显得心事重重，似乎在专心思考一些重大的事情。

他把我留在帕斯拉维奇这儿便走了。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自己好像被寄存或保留在这儿似的。可是我已经疲惫不堪，不太在乎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了。帕斯拉维奇带我看了房间和花园。我呆呆地望着那些小鸟，关在笼子里的和自由自在的，还有在花丛中和多刺的仙人掌之间飞翔的蜂鸟。墨西哥神像有的躺卧在草丛中，有的站立在小径旁，它们揪住自己，在泛蓝的氤瘟中凉凉它们的热腾腾的牙齿和舌头。

帕斯拉维奇是个和蔼、多虑、温顺而又顽强的人，他为南斯拉夫的报刊访遍了整个墨西哥。他自称是个布尔什维克和老革命，其实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如果我见过那种人的话。样样事情都能使他感动，眼泪就像松树流出松脂那样没完没了。他弹钢琴，弹奏肖邦[3]的曲子，在弹一首进行曲时，他对我说，“肖邦的这首曲子是他同乔治·桑[4]在马约卡岛时，在一场暴风雨中创作的。当时乔治·桑正在地中海上航行。她回来后，他对她说，‘我还以为你淹死了呢！’”他用他的墨西哥鞋子踩着踏板，这让人想起悲剧中的尼禄。帕斯拉维奇最爱法国文化，极想在这方面教导我。实际上，他对教学着了迷。老是说，“给我讲讲芝加哥吧。”“给我讲讲格兰特将军[5]。我也会教你的。我会告诉你丰特奈尔[6]的火腿蛋卷的事。我们相互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