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10/12页）

短暂的下午不久就渐渐昏暗下来，林间变成一片蔚蓝，一个个城镇愈来愈工业化，工厂越来越多，铁路支线上停着油罐车和冷藏车。说也奇怪，我偏离我的归途几百英里，而口袋里只有几个二角五分的硬币和面额更小的零钱，总共不过块把钱，可我对此却毫不在乎。在这残冬的黄昏时分坐着火车，也许旅程既微不足道，又十分重要，节节相连的列车奔驰急转，钢铁、铁锈和血红的油漆伸展开直达天际，然后又是另一番景象，一方后面接一方。

工厂的浓烟随风飘荡，我们到了一个工业小镇的郊区，旧战场、墓地、垃圾坑、紫罗兰色的焊焦，堆积成山的老化轮胎，汽船前头波峰泡沫般的灰烬，胡佛村[8]板条箱搭的小屋，瘟疫和战火就像一切洗劫和拿破仑焚烧莫斯科的顶点。列车随着咣当一下猛烈震动，突然停下了。我们纵身跳下车厢，正打算越过铁轨时，突然有人从后面抓住我们的肩膀，朝我们每人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原来是个路警。他戴着斯泰森帽[9]，背心前面挂着一支手枪，他那张喝过威士忌酒的脸红得像一只冬天的苹果，下巴上有一抹狂嚣时喷出的唾沫在闪光。他吼道：“下一次我会开枪把你们的屎都打出来！”我们拔腿就逃，他还朝我们扔石块。我真恨不得在他下班时能把他放倒，把他的气管给拽出来。

不过我们还是飞跑着跨过铁轨，一面留神张望，是否有东西从那静卧在黑暗中的冰冷铁轨上飞驶而来，是否有放出的蒸汽、独眼的车头灯，以及单节滑动过来的车厢。这时，煤块从底卸式车厢轰隆隆地漏下，重重地落在地上。我们飞快地跑着，已经不再生气了。

从公路上的一个路标得知，我们离底特律还有二十英里。我们正站在路标前时，那个和我们同坐敞篷车从克利夫兰来、长得像狼一样的家伙也走了过来。虽然天色已晚，我还是认出走过来的是他。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只是在四处闲荡。

我对粗壮的小伙子斯托尼说：“我还有一块钱，原来打算回芝加哥路上用的，现在咱们就拿它去买点吃的吧。”

“你还是留着吧，咱们可以去偷点吃的。”他说。他在公路旁的几家店里试了试身手，不多一会儿，便搞到了一些已经不新鲜的果冻圆饼。

一辆载有金属板的卡车把我们三人全都捎进城去。天气很冷，我们躺在下面。卡车挂着低档吃力地慢慢往坡上攀爬，走走停停，花了好几个小时。斯托尼睡着了，长着狼脸的人看上去一脸凶相，对我们不像有什么恶意。他跟我们在一起，只不过想跟我们结伙搭车罢了。深夜时分当我们又开车朝城里驶去时，他开始对我们讲起了这个城市的粗野，他听说，这儿的警察非常凶恶，事事都很粗暴。他说他以前从没来过这儿。

当我们循着漏斗似的两溜灯光继续朝城市驶进时，他对这个城市的一番描述使我感到有点沮丧。突然，车停下了，司机让我们下车。我弄不清已到了哪儿。时间已过午夜，四周空空荡荡，一片寂静。除了一家小餐馆外全都关着门。于是我们便进店打听这是什么地方。餐室狭窄得像条过道，桌上铺的是油布。店里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离市中心还有一英里左右，只要从下一个十字路口开始沿汽车道往前走就行了。

我们刚走出店门，就见门口停着一辆警车，车门敞开着。有个警察拦住我们的去路说：“上车。”

车内坐着两个便衣警察，我不得不让狼脸坐在我的腿上，斯托尼则蹲在地上。斯托尼说来还只是个大孩子，他一声不吭。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警察局——是混凝土结构，到处都是小孔，从离警官办公桌不远的一小段楼梯的楼梯口开始装着铁栅栏。

警察把我们押在一边，因为正在审理另一个案子。办公桌上的台灯把周围的四五张脸照得古怪狰狞。审案的警官脸上一大堆肉，又白又肥。还有一个女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竟会卷入一场斗殴之中，她外貌那么端庄稳重，衣着入时，帽子上有个绿色鲑鱼形的结。她旁边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扎着一头血淋淋的绷带，像个蜂窝，脑袋耷拉着，另一个满脸轻蔑，闷声不响，用他的双手把自己的不安压在胸前。他想必就是肇事行凶的人，我说“想必”是因为警察正在叙述事情的经过。三个主犯都是聋哑人。他说那行凶的人用铁锤袭击另一个人；他说这女人是个荡妇，无论委身给谁都不在乎。尽管她看上去像个女教师，实际上这母狗是聋哑人中最大的祸水。我转述的都是那个警察向警官报告的话。

“我的看法是，”他说，“这个倒霉的蠢货自以为她已许身给他，但他却捉住她在跟另一个家伙鬼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