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夜幕降临时，我们离开加里市朝芝加哥南部驶去。芝加哥张开它那喷着火焰和浓烟的大嘴吞噬着我们，如同那烟火迷漫的港湾颤抖着迎接回乡的那不勒斯人[1]。

我心里明白，我回来不会有安宁和好日子过。麻烦会相继而来。首先是那位波兰女管家，她总爱在钱上找岔子；其次是我妈，她一定觉得我靠不住；还有西蒙，他一直伺机要跟我算总账。我已准备好听他的骂声，我觉得我这一趟贸然出门确实该骂。当然我也有几句关于电报的话要回敬他。不过，我不打算用激烈的情绪和蛮不讲理的斗嘴来对待这种常有的家庭纠纷。这不同于别的事，而且要棘手得多。

应声来开门的是一个新来的陌生波兰妇女，她不会说英语。我以为原来的那个女管家走了，现在这个顶了她的位子。可奇怪的是，这位新来的女人竟在厨房里到处摆满画像，有哀伤的民众，耶稣受难像，还有圣徒像。当然，如果她非要把这些画像放在她干活的地方，那也没有办法，反正我妈也看不见。可是还有几个小孩。我心里纳闷，是不是西蒙又让住进来一家人家。然而，从那女人让我干站着来看，我开始明白，这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家了。一个年龄较大、穿圣海伦教区学校校服的女孩，走上前来告诉我说，她父亲从原来的房主手里买下了全部家具，接收了这套房子。这一定是西蒙干的。

“可是我母亲是不是不住在这儿了？我母亲在哪儿？”

“那位瞎眼的太太？她在楼下的邻居家里。”

克雷道尔家把我妈安置在原来考茨住的小房间里，房间只有一扇安着铁栅的小窗，窗外是一条过道，人们为抄近路常常经过这条小巷猫腰钻过地下砖拱道，或者在这儿停下来撒泡尿。因为我妈只能勉强地分辨出明和暗，不需要看景色，根据这一点来讲，把她安置在这儿不能说是不近人情。由于长年累月在厨房里操劳，她的手掌留下了道道深深的裂痕，一直没能变得柔软平滑。当她抓住我的双手时，我能感觉出这些裂痕。她用比往常更怪的破裂似的嗓音问我：“你听到老奶奶的事了吗？”

“没有，怎么啦？”

“她死了。”

“啊，不知道！”

这真像一支利箭！它冷飕飕地直射进我的心窝，我直不起腰来，也没能挪动一下，弯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死了！想到老太太死了，躺在一口棺材里，埋在地底下，脸被蒙着，沉重的土石压在她身上，她默默无声，这真是太可怕了！一想到这样的暴行，我的心就缩成一团。因为这场争斗一定很激烈。就像对待牙科医生的手那样，她老要甩开一切阻碍和干涉，所以就非得要把她闷死不可。尽管她身体衰弱，她依然是一名坚强的斗士。可是，她奋战时，是穿着衣服，站着，活着的，而如今，只能想像成她已被俘，拖进坟墓，一动不动地躺着。这太使我受不了啦。

我内心的悲痛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我连忙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她怎么死的，妈？什么时候？”

她不知道。是几天前，她还没搬下楼时，克雷道尔告诉她的。打那以后，她便一直戴孝，用她自己的方式表示她的哀悼。

她这间地窖似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哼，我要设法从克雷道尔太太那里打听出西蒙为什么要这样干。当时已是晚饭时间，克雷道尔太太在家。下午她通常都不在家，去跟别的家庭主妇打牌。她们打得很认真，简直要拼命。她怎么会安静得像只大绵羊的呢，你用不着问我，因为她赌钱之后，或者跟丈夫吵架之后，总要暗地里发一次烧。

她没能告诉我有关西蒙的任何事。他是为了要结婚把一切卖掉的吗？在我离家之前，他就急于要和塞西结婚。可是那些家具全是旧的，那波兰人会出多少钱？厨房里那个破炉灶，能值几个钱？还有那几张床，更旧了。还有我们小时候在上面滑溜摇滚的那套人造革沙发？它是拉米西斯《美国百科全书》那个年代的，是上个世纪的。这家具也许是我父亲买的。一切都不堪回首。西蒙一定是要钱十万火急，所以才卖掉了全部金属和人造革的旧家具，把妈妈丢在克雷道尔家的这间小房间里。

当我向克雷道尔太太打听时，我的肚子空空的，饥肠辘辘，可我不能张口向她要饭吃，因为我记得她在食品方面是不太大方的。“你有钱吗，妈？”我问道。她的钱包里总共只有一枚五毛钱的硬币。“哦，你身边带点零钱是个好主意，”我对她说，“万一你想要买点什么，像口香糖或巧克力什么的。”要是西蒙给她留下一点钱，我会向她要一块钱的。不过，不拿她那最后的五毛钱，我照样能设法对付着过一阵子。要是拿了那五毛钱，我想，会吓坏她的，而且也太不近人情了。尤其是老奶奶刚去世，她已经有点害怕了。就像生病时那样，她坐得笔直，像在等待悲哀过去；这样停着，一动不动，就像是有位乐队指挥叫“停！”的那样。她不肯跟我讲西蒙干了些什么，宁愿死抱着自己的看法。她不希望我对此多嘴多舌。我知道她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