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为何写作（第2/4页）

因此，自然主义的立场可以被总结为，小说家在方法上有美学的自由，但是在目的上没有自由。他可以在他如何描绘他的对象上发挥尽可能多的创意、选择、价值观判断，但是他描绘什么则不应该选择——他可以选择风格或刻画的方法，却不能选择对象。人——文学的对象——不能被加以选择地观察和描写。人必须接受现实，接受一成不变的存在，接受不能评说的所见，接受现状。但是由于我们可以观察到，人主导改变，不同的人有所不同，人也追求各异的价值观，那么人的现状实际上由谁决定呢？自然主义的言下之意是：人必须接受小说家给出的现实。

小说家——在自然主义的限制下——不能判断也不能评价。他不是一个创造者，而只是其他人手下的书记员。他任凭其他人表达观点、做决定、选择目标、为价值观奋斗，决定人类的命运、灵魂和发展方向。小说家是这场战斗所抛弃的唯一一个人。他不被允许问这是为什么——他只能拿着记录本紧跟着他的主人，记下来主人的一言一行，捡起主人想要丢下的珍珠和粪便。

至少是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工作有损我的自尊。

我心目当中的小说家既要寻找矿脉，也要懂得加工珍贵的金属矿石。小说家需要发现灵魂的金矿，并把金子提取出来，制造出他能够想象到的最奢华的皇冠。

就像追求物质财富的人不会每天在下水道里游荡，而是深入高山深谷淘金一样——追求精神财富的人也不能只关心自家的后院，而要深入追寻最高贵、最纯净、最雅致的元素。我可不希望本韦努托·切利尼[2]天天玩泥巴。

正是对对象的选择——最严苛、最无情的选择——才造就了艺术的内核。在文学中，这意味着故事，也就是情节和人物，也就是作家选择描写的人和事。

当然，对象不是艺术的唯一属性，但它是举足轻重的属性，它是一切方式的目的。然而，在很多的美学理论中，目的——也就是对象——没有被涵盖在讨论范围之内，只有方法的美学重要性得到承认。这样荒谬的二分等同于辩驳用辞藻堆砌起来的笨蛋要比一个刻画较为僵硬的女神更加美丽。我认为两者都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后者只是在美学上缺乏可圈可点之处，前者则是美学犯罪。

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二分，方法和目的不是不可共存的。目的正确不能证实方法正确——在伦理学和美学中都是如此。方式正确也不能证实目的正确：伦勃朗的功力被用于画一片牛肉，我很难说这幅画作的美感能够多么登峰造极。

那幅画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在艺术和文学中讨厌的一切。七岁的时候，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喜欢那些画死鱼、垃圾箱、有着双下巴的农妇的画。现在我理解了这样的美学现象背后的心理原因——我越了解它的原因，我就越憎恶它。

在艺术和文学中，目的和方法、对象和风格，必须相辅相成。

如果一个东西不值得思考，它就不值得被艺术重塑。

痛苦、疾病、灾难、邪恶，这些人类存在的负面，都是合适的研究对象，因为我们需要理解和纠正它们——但是它们不应该成为思考本身的对象。在艺术和文学中，这些负面的东西只有与正面的东西相对比，作为衬托、对照以突出正面，它们才值得被重塑——但是它们本身不是目的。

对于负面对象“慈悲”的研究如今在文坛风生水起，但这恰恰是自然主义的死胡同，它的尽头是自然主义的一座墓碑。如果这种研究的始作俑者依然坚称这些事情就是“真实发生”的（大部分都不是真实发生的）——那么我要说，即便这些是，也是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范畴，不在文学所关注的范围内。一截已经感染得面目全非的肢体在一本医学课本当中可能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在艺术馆不能。感染的灵魂则是更加令人作呕的景象。

人应该享受对价值观和对善的思索——思索人的伟大、智慧、能力、美德、气魄——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思索恶的人才需要奋力辩驳；同样属于此类的还有思索中庸、无为、寡义和愚昧的事物的人。

七岁的时候，我拒绝读字里行间渗透着自然主义的儿童读物——那些关于隔壁邻居家孩子的书。那些书真是无聊得要死。我在现实生活中都对这些人不感兴趣；所以我找不到他们在小说中能变得有意思的理由。

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认为；唯一的区别是我今天能够用哲学证明我自己的立场了。

至于我的文学流派，我认为我是一个浪漫现实主义者。

我们现在来讨论自然主义者所谓的浪漫主义艺术是一种“逃避”的论断。请各位读者问问自己，这样的论断体现了怎样的形而上学——体现了怎样的人生观？如果对价值观目标的体现——在现状、已知和唾手可得的事物的基础上谋求进步——就是“逃避”的话，那么药品就是对疾病的“逃避”；农业就是对饥饿的“逃避”；知识就是对愚昧的“逃避”；野心就是对慵懒的“逃避”；最后，生命就是对死亡的“逃避”。如此一来，最纯粹的现实主义者一定是位懒婆娘，她只知道坐着，只知道欺骗自己“这就是人生”。如果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话，那么我宁愿是一个逃避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如此，哥伦布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