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九三年》序[1](第3/3页)

雨果,作为思想家,几乎是19世纪的善与恶的始作俑者。他认为人的生活是无限的和“自我能动的”。他认为愚昧和贫穷是一切罪恶之源。他相信公益,但是这种信仰时而激烈,时而消弭,但他的确十分急切地希望人类能够摆脱痛苦,却不从方法入手:他想要消除贫困,却不知道财富从哪里来;他想要人们自由,却不知道应该如何保护自由;他想要全天下都是兄弟姐妹,却不知道武力和恐惧恰恰和他想要的相悖;他认为理性与生俱来,却没有看到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会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尽管他自己的神秘主义还不是最可悲的东方神秘主义,但是与骄傲的希腊神话十分接近,他的上帝也是一种人类完美的象征。他十分自大地崇拜着他的神,就像神是与他等同或者是他的好朋友一样。

作为思想家的雨果所认可的理论不属于作为艺术家的雨果的宇宙。由于这些理论没有被融入实际,他们实现的价值观与雨果的人生观恰恰相反。作为艺术家,雨果为这种致命的矛盾付出了代价。尽管少有其他艺术家能够描绘出跟他的世界一样欢乐的世界,他的笔触一直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他的大多数作品都以悲剧告终——好像他无法想象他的主人公如何在世间成功,他只能让他死在激战中,让他的灵魂继续坚守他的理想;雨果好像向往的不是天堂,而是人世,人世有他永远触碰不到的美好。

这就是雨果面对的矛盾的本质:他声称自己在意识上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是却疯狂地爱着现世;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其实却崇拜人的伟大,而不关心自己的痛苦和弱点;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却从未动摇自己的个人主义;他声称自己是感性高于理性的完美代表,他的角色之所以壮丽却都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跟随着自己的动机和欲望,对现实一丝不苟——这可以应用于《九三年》中农民的母亲,也可以应用于《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上述的这一点使雨果的人物都显得如此澄澈的秘密,去除了盲目和不理智,去除了混沌的人生漂流,乞丐都显得伟大。这是雨果的招牌,也应该是人类自尊的招牌。

那么雨果在政治哲学上站在哪一边呢?在这个被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统治的时代,他不被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理想和雨果所声称的理想相同的人所喜欢,并不是一个意外。

我十三岁那年第一次读雨果,当时我置身于苏维埃俄国。要想理解雨果的本意——和他所构造的美妙的宇宙——以及雨果对我的意义,就必须在最复杂的社会条件下生活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很荣幸可以为他的一部小说作序,并把这本书呈现给美国大众。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具有雨果式的戏剧性。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他我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如果我可以帮助哪怕一位年轻的读者发现我在这部小说中发现的东西的话,如果我可以把雨果的作品带给应该看到它们的人,也算是我小小地回报了雨果对我的恩情。


[1] 选自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罗威尔·拜尔译,矮脚鸡出版社1962年出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