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九三年》序[1]（第2/3页）

然而事实上，《九三年》不是一部叙述法国大革命的小说。

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背景就是背景，不是主旨。雨果的视野永远集中在人物上——集中在人性和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上。《九三年》的主旨是人对价值观的坚守。该主旨在故事的主要冲突中以不同的方式华丽闪现，推动着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并把它们整合起来，推向高潮。

为了使得这一主旨戏剧化，为了分离出人性并且将它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让它经历死亡的考验，大革命是一个合适的背景。雨果写这部小说不是为了描绘大革命；大革命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部件而已。

雨果关注的不是某一种价值观，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人对价值观的坚守，无论这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尽管雨果个人很明显站在了共和派一边，他对双方的描写却都不失公正，甚至可以说，他对冲突双方都怀着一种敬意。雨果对朗德纳克侯爵和西穆尔登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他突出了他们的精神高度，以及始终如一的美德、勇气和奉献，然而前者是保皇派的首领，后者则是共和派的首领。（如果把描写的力度和文采考虑在内的话，朗德纳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更加出色的人物。）雨果对共和军士兵的神采和对保皇派农民的顽固都十分公正地给予认可。他想说的不是：“看看人们在为多么伟大的价值观奋斗啊！”而是：“当然人们为某种价值观奋斗的时候，人们可以何其伟大啊！”

雨果利用他无法比拟的无边想象完成了小说最困难的任务：抽象主题与故事情节的结合。尽管《九三年》的情节跌宕起伏，完整的逻辑线牵动着读者的情感，每一个事件却都与主旨相联系。故事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在讲述人在暴力的、痛苦的情况下以多么伟岸的灵魂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一条隐形的线，独立而又依附于故事线，正是它把下面这些情节联系了起来：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母亲，漫无目的地蹒跚行走在烧焦的村庄和被毁的田野之间，绝望地寻找着她在战争混乱中走失的孩子；一个乞丐收留了他之前的领主，一起躲避在树洞中；一个默默无闻的水手必须要做出抉择，因为就在这艘黑暗中前行的船上，他将决定一位君王的命运；一位身材高挑、性情孤傲的男子，受过贵族的教育，服饰却显尽落寞，他站在谷底，仰视着远处的冲天火光，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在高塔一处裂缝的阴影下踱步，夹在背叛组织和背离本心之间不知何去何从；革命法庭上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起身宣布判决，人群无声地等待着他会释放还是会处决他唯一爱过的人。

如此戏剧性的结合能够迸发出巨大力量，例如下面这个只有雨果才能写出的对白。这段对白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同时也解答情节发展的悬念：“我要逮捕你。”“我同意。”读者应该充分了解这个对白的来龙去脉，才能知道它发生在哪两位人物之间，也才能了解作者在这两句话当中蕴含的“壮丽的”深意。

“壮丽”是《九三年》和雨果其他作品的主旋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当中最大的悲剧冲突不在作品里，而在作者身上。雨果虽然对人和对存在有高屋建瓴的观点，他却无法将这些观点应用于生活当中。他的信仰时常心口不一，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生活中实践他的观点。

他直到去世都没有把他的人生观“转译”为概念化的语言，他没有问过自己想要成为他的主人公那样，需要什么样的想法、前提和心理准备。他对人的智慧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好像雨果作为艺术家的人格完全淹没了他作为思想家的人格；好像伟大的雨果无法分清艺术创作的过程和理性认知的过程（这是利用同一个意识实体的两种不同方法，它们具有和而不同的性质）；好像他一直用比喻思考，而不是用概念思考，在比喻当中暗含了太多交集的情感，还错节着纷乱的符号，和一些谈不上准确的意向。雨果好像因为接触了太多情感，而急于挥毫泼墨，记录下他的感受而不是他的认知——于是他写下了很多可以暗示他的价值观的理论，但是这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表达他的价值观。

在《九三年》快要结尾的部分，雨果，作为艺术家，设置了两个极其戏剧性的场景让主要人物表达他们的观点，阐明他们立场的深层次理由：一个场景发生在朗德纳克和高芬之间，老保皇派朗德纳克在雨果的导演下一边奋力维护君主制，一边狠狠挖苦了一番这位年轻的革命派小伙；另一个场景发生在西穆尔登和高芬之间，他们在雨果的导演下发生了冲突，使得革命派内部的两股力量凸显了出来。我之所以说“在雨果的导演下”，是因为雨果作为一个思想家做不到这些：角色之间的对白没有表达什么明确的观点，它们仅仅是故事所需要的暗示和总结。当他需要处理这些理论概念的时候，他的热情、文采和情感力量都好像背叛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