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可告人的浪漫主义（第4/6页）

至于他自己的作品，麦鲍姆先生如是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见过还有些底线的剧作家了呢？如果我有底线的话，我一开始就根本不会把邦德的系列搬上银幕。除此之外，故事倒是挺有趣，至少我说服自己这样认为。”

读者关于这样的言论背后的伦理内涵一定有自己的判断。注意那个写关于“两位出色的绑匪”的电影的作者也没觉得自己触及了什么底线。

“詹姆斯·邦德的刻画……”麦鲍姆先生继续写道，“其实相对小说也有了很大改动。电影中的人物维系了弗莱明笔下的超级侦探、超级打手、超级享乐主义者和超级情人的形象，但是却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特质：幽默。幽默贯穿在各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台词和各种关键的情节中。在小说中，邦德十分缺乏这一点。”只要你看过小说，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还有：“有一天有个聪明的年轻出品人跟我说‘我要模仿詹姆斯·邦德系列写一部电影’。我心里便问道，你如何模仿一个已经几乎是推翻重来的作品呢？因为这部电影也仅仅是取材自弗莱明的小说而已，并不是荧屏的复刻。我不知道伊安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就是一个才华横溢、如日中天的作家用自己的名气提携起一大批原本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也让他们赚到了一大笔钱之后，获得的评价。

读者应该注意，一旦遇到惊悚故事和幽默的问题，当今的知识分子总是用“幽默”作为双关词，把两个不同的含义“打包销售”，用本意掩护着必须被隐藏起来的内涵，植入人们的思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幽默”和“嘲弄”的区别，尤其是和自嘲的区别——这样就可以说服人们放弃价值观，放弃自尊，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缺乏“幽默感”。

幽默不是无条件的美德，它的适当与否取决于它作用的对象。读者应该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欢笑，但是不应该肆意嘲笑他——这就好比一篇讽刺文章从来都是讽刺别的东西的，而从不讽刺它自身。

在弗莱明的小说中，詹姆斯·邦德一直保持着幽默的形象，这使得他充满了人格魅力。但是很明显麦鲍姆先生口中的“幽默”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其实指的是将幽默凌驾于邦德之上——换言之就是用幽默来贬低邦德的形象，让他显得十分荒唐：这样就可以毁灭他了。

这就是一切“戏谑”惊悚故事不得不面临的矛盾——这样的道德沦丧永远伴随在这类作品周围。如果一则惊悚故事想在观众中获得好评，其创作者就必须具有惊悚故事所通常传达的价值观，但是随后他们又推翻了这些价值观，这样就等于失去了他们所原本立足的土地。他们用他们所蔑视的东西谋取利益，利用观众对浪漫主义的渴求而赚钱，却时刻想摧毁浪漫主义。这种方式并不是讽刺：讽刺作品不会基于它所反讽的价值观；讽刺作品会用相反的价值观来驳斥其想推翻的价值观。

当今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在精神认识论的方面深陷泥沼，主要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浪漫主义的本质和感染力。正因为他们总是用这种受限于存在的、偷换概念的方式分析问题，他们才会忽略连最下层的工人都能够理解，而美国总统先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享受的抽象含义。正因为他们用所谓现代的方式分析问题，他们才会抗议说惊悚故事里讲的事情都是不可置信的，不可能发生的，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英雄，“生活并非如此”——上述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完完全全无关的。

从没有人要求读者用最字面的方式理解惊悚故事，也从没有人要求读者去关注每一个细节，更没有人要求读者成为间谍或者私家侦探。惊悚故事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象征；它们将人最包罗万象也最重要的抽象概念戏剧化：这个抽象概念叫作道德冲突。

人在惊悚故事中追寻的是人的潜能：人具有为了自己的价值观而奋斗并最终达到目的的能力。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压缩、程式化、以要素串联起来的模式：一个人为了一个重要的目的而奋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面对着无穷的困难和危机，在折磨和斗争中坚持不放弃——最终获得胜利。惊悚故事从不把人生简化，使之变得“不现实”，惊悚故事不断地重复着努力奋斗的重要性；由于正派“大于现实”，反派和危险也大于现实。

任何一个抽象概念都必须“大于现实”——才可能涵盖现实中的人所关心的各类存在，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目标和愿景的人关心的事物也不同。变量有很多，但是这其中的心理机制是不变的。普通人面对的困难对于他们自身而言，与邦德的上刀山下火海没有本质的区别；而邦德的存在就告诉他们：“你们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