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可告人的浪漫主义（第5/6页）

人在真善美的最终胜利中获得的是在自己的道德冲突中奋力为自己的价值观抗争的勇气。

如果有些人偏偏确信人本性的无能，偏偏追求不作为带来的虚假安全感，然后质问说：“生活不是那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故事中的完美结局。”回答就是：惊悚故事的存在观恰恰要比这些质问惊悚故事是否现实的人给出的存在观更加现实，它昭示着想要达到完美结局的必经之路。

我们这里遇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之所以自然主义者认为浪漫主义者是“逃避现实”，恰恰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肤浅；肤浅地来看，浪漫主义好像确实是用辉煌的愿景抵消“现实生活”的重负。但是更深入地来看，用形而上学的、道德的、心理学的眼光来看，自然主义其实才是一种逃避——逃避选择、逃避价值观、逃避道德责任，而浪漫主义才能够教人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由于每一个人的意识是封闭的，他从不会把隔壁家的小伙子认成自己，除非他精神错乱了。但是小说中英雄人物具有的广义的抽象概念使得任何一个人都大可认为自己就是詹姆斯·邦德，再把自己的现实补充于这一抽象概念周围。这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而是一种情感整合，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就是他们从惊悚故事中获得快感的原因。他们从英雄人物身上所得到的不是什么可以依赖的领导或者保护，因为英雄人物在故事中所做的事情大多数是为自己而做的，而不是为社会上所有人而做的。所以人们得到的东西是十分个人的：自信，以及自主。受詹姆斯·邦德的启发，一个人可能会突然获得和他妻子的亲戚们对他不公的待遇做斗争的勇气；或者获得去争取自己应该得到的晋升的勇气；或者获得换份工作的勇气；或者获得向喜欢的姑娘表白的勇气；或者获得开始从事他喜欢的事情的勇气；或者获得为了他的新发明而公然与全世界宣战的勇气。

这就是自然主义不能给他的东西。

我们举一部相当出色的自然主义作品为例——帕迪·查耶夫斯基[7]的《马蒂》。它用极其敏感、有洞察力的方法描写了一个小人物寻求认可的斗争之路。每一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无不怜悯马蒂的遭遇，也对他最后的成功感到一点小小的欣喜。但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是任何人——包括成千上万的生活中的马蒂们在内——会因为看过这部电影而受到鼓舞。没有人会想“我要成为马蒂”，但是所有人（那些最顽固不化的人除外）都会想“我要成为詹姆斯·邦德”。

这就是如今所谓“人民艺术家”所嗤之以鼻的流行艺术在传达的观点。

最可悲的——无论是对于学者还是大众而言——就是那些道德上的懦夫，他们虽不是对流行艺术嗤之以鼻，但是却试图与之为伍，他们认为他们的浪漫主义价值观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罪过，于是就把它深埋地下，只跟至亲提起，然后还时刻不忘对公共知识分子献殷勤，他们使用的货币就叫作：自嘲。

这个现象还会继续下去，那些驾着马车的人会毁掉詹姆斯·邦德，就像他们毁掉麦克·哈默和爱略特·尼斯[8]一样，然后他们又会找到下一个被“模仿”的受害者——直到未来的某一天，有一位勇士能够站出来告诉全世界，浪漫主义不是一种不可告人的非法商品。

民众也有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他们不能再满足于这种地下酒吧一样的美学，他们应当废除乔伊斯、卡夫卡所带来的美学私规，这些潜规则搞得整个美学领域乌烟瘴气，纯净的水被禁售，而假酒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每一家书店的售货架上。

1965年1月

[1]　此电影为《雨天的迎神会》，1964年由英国导演布莱恩·福布斯自编自导的惊悚片。电影讲述了自认为通灵的麦拉指使丈夫比利诱拐一位富家少女，再由她的“神力”找回，企图通过这出闹剧获得知名度。结果她的计划最后由于她心理崩溃而功亏一篑，但幸好孩子毫发无损。电影被提名奥斯卡奖，并在2000年以日语翻拍。——译者注

[2]　安·兰德以此讽刺格拉斯的小说。君特·格拉斯是德国小说家、诗人，获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德国在世的最著名作家。《铁皮鼓》和《猫与鼠》都是格拉斯所著《但泽三部曲》中的小说，格拉斯的支持者认为《猫与鼠》的故事主要挖掘了集体的压力下孤独者的命运，甚至将小说的主题升华为对德意志民族为何会诞生纳粹主义的思考。——译者注

[3]　米奇·斯皮兰笔下的英雄人物。——译者注

[4]　伊恩·弗莱明笔下的英雄人物。——译者注

[5]　英国电视剧，共六季，现存一百三十多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