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哲理与人生观（第2/4页）

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重要”一词。这个概念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因为它默认了如下问题的答案：重要——对谁重要呢？然而这个词的含义与道德价值范畴中该词的含义不同。“重要”的不意味着一定是“好”的，它的释义其实是“可以引起关注的品质、特性或地位”（《美国大学词典》）。那么到底是什么总是可以引起关注呢？现实。

“重要”——就其本意来说，忽略它在某些特定的字面意思——是一个形而上学术语。它归属于形而上学中与伦理学相关的部分，即归属于有关人本性的基本观点的部分。这种观点可以回答如下问题：世界是可知的吗？人有能力选择吗？人生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因为它们为伦理奠定了基础。

只有那些他认为“重要”或是逐渐意识到其“重要”的价值观，那些代表了他暗含的对于现实的观念的价值观，才可能留存在一个人的潜意识里，并形成他的人生观。

“理解能力很重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很重要”——“自理能力很重要”——“让别人开心很重要”——“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很重要”——“少树敌很重要”——“我的生命很重要”——“既然这样我干吗要惹事呢？”人类的灵魂（我所谓的“灵魂”即指“意识”）产生于自我雕琢——每个人在自我雕琢的过程中都走过了上述的问与答。

人的基本价值观经过整合之后的总和就是他的人生观。

人生观代表了一个人早期的价值整合，它会在人获取知识以达到完全的概念控制并把控他内在机制的过程中，保持一种流动的、可塑的、易于更正的状态。完全的概念控制是指意识主导的认知整合过程，也就是：人生的意识哲理。

一个人到青春期时，知识储备已经足以处理许多基本问题；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意识到他需要将零散的人生观“转译”为有意识的形式。于是他在这个时期将这种探寻视为人生的意义，他探寻原则、理想、价值观，他最迫切想得到的是自我肯定。由于我们的反理性的文化对于这个举足轻重的转变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反而是想尽办法遏制、削弱、贬斥这种转变，其结果就是青春期的青少年大部分都缺乏理性，以致心烦意乱，情绪波动异常。这个现象在如今尤其突显。他们遭受的痛苦与惨遭堕胎的胎儿遭受的痛苦相似——在本应成长的时期，思维反而萎缩甚至凋亡。

从以人生观为向导到以意识哲理为向导的转变有多种方式。举一种极端的特例：假使一个孩子是完全理性的，那么这个转变过程尽管可能依然十分困难，却是有趣的、自然的——这是一个证实的过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会更正他对于人的存在的臆断。于是，种种无以言说的感觉转变为明确可述的知识，为他的人生轨迹建立了踏实的基础，铺下一条智慧之路。这个过程最终会形成一个充分整合的人格，一个思维和情感相协调的人，一个人生观与意识信仰和谐的个体。

哲学理念并不能替代一个人的人生观，所以人生观还会作为价值观自发整合的总和继续发挥其作用。然而哲学却根据对于现实的完善、一贯的观念，确立了情感整合的标准（只要这些理念是理性的）。他现在可以用概念从外显的形而上学中得出价值判断，而不是用潜意识从价值判断中得出暗含的形而上学。他的情感从此开始基于他深信不疑的判断。思维决定情感。

对于很多人而言，上述转变的过程永远都不会开始：他们从未尝试整合他们的知识，获得意识层面的信念，听任那迷雾中的人生观主导自己的人生。

大多数人身上的转变都差强人意，而且毫无章法。这就会导致一种内在的基本矛盾——一个人的意识信仰与他被压迫、被淹没（或者只露出冰山一角）的人生观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这种转变都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人的信仰没有成为一个经过充分整合的理念体系的一部分，而只是众多随机的、分立的、矛盾的想法，因此也就无法在思维与潜意识形而上学的对抗中把控自我。在一些情况下，一个人的人生观比他所接受的想法要好（接近事实）得多。在另外的情况下，他的人生观比他声称接受其实未能充分实践的想法来得更差。讽刺的是，后者发生时，人的情感就在智慧的玩忽职守和背信弃义中乘虚而入了。

为了生存，人必须有所动作；为了有所动作，人必须做出选择；为了做出选择，人必须明确价值规范；为了明确价值规范，人必须知道他是谁以及他在何处，即他必须知道自己的本质（包括他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他所生活的世界的本质，再确切说，他需要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也就是说，他需要哲学理念。他无法摆脱这样的需求；他唯一可以决定的是自己选择导引他的理念还是任凭机会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