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沃斯·托黑（第52/99页）

他没有谈论过上帝和痛苦的重要性，而是在谈论大众。在一次持续到黎明的会议上，他向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说，宗教滋生着自私自利，宗教过分强调了个人精神的重要性；宗教除了鼓吹一个简单的原则——一个人要对自身灵魂进行拯救以外，并没有别的什么意义。

“为了得到纯粹意义上的美德，”埃斯沃斯·托黑说，“为了他的兄弟们，一个人要愿意将最邪恶的罪行凌驾在他的灵魂之上。苦修肉体根本没用。苦修灵魂是唯一具有美德的方式。所以——你热爱广大的人民群众吗？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你送给罢工基金会两只雄鹿，你就尽责了吗？太愚蠢了！任何礼物都无关痛痒，除非是你最宝贵的东西。交出你的灵魂吧。能去撒谎吗？能，如果别人相信的话。能去欺骗吗？能，如果别人需要的话。能去叛逆，干一些流氓行径或者犯罪吗？能！为了你们眼中最低级、最卑鄙的东西。只有当你们开始蔑视自己——对你那无限渺小的自我感到蔑视的时候，你才会得到真正宽广的无私，你的精神才会和巨大的人类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守财奴拥挤而狭小的自我洞穴里，已经没有爱的空间。空无一物是为了被填满。对生活的热爱会使他失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对生活的憎恨才会让生命永恒。教堂中贩卖鸦片的人身上拥有一些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是自我牺牲？是的，我的朋友们，一定是的。但是人们不会放弃，还要坚持自己的纯洁，以自己的纯洁为荣，牺牲甚至毁灭自己的灵魂——啊，但是我现在在说什么？只有英雄才能去领会并实现它。”

在那些努力升入大学的贫穷男孩子身上，他没有获得太多成功；而在那些百万富翁的年轻后嗣中，在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中，他获得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他使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

他以很高的荣誉毕业了。当他来到纽约，便已领先于其他人，有了小小的名声。已经有一些传闻从哈佛传出来了——关于一个名叫埃斯沃斯·托黑的不寻常的人。那些特别有才华、特别富有的人们听到这些传闻后，很快忘记了他们听到的内容，但是记住了这个名字。留在他们头脑中的只是对出色、勇气、理想主义的一种含糊的定义。

那些适合埃斯沃斯·托黑的人开始走近他。他们很快便发现，他是他们精神上的必需品。不适合他的人则没有接近他，好像这是一种本能。当有人对托黑追随者的忠诚作出评价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头衔、程序、组织，但他的圈子从一开始就追随着他——一个满怀嫉妒的竞争对手说：“托黑吸引的是黏黏的那一种。你知道有两种东西能够粘得最牢，泥土和胶水。”托黑无意中听到了这些话，他耸了耸肩，笑了，说：“哦，来来来，还有更多的有黏性的灰泥、水蛭、太妃糖、湿袜子、橡胶腰带、口香糖和含淀粉的甜点心。”然后，他走开了，声音越过他的肩膀继续传来，“还有水泥。”说这话时，他并没有笑。

他从纽约的一所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写了一篇题为《十四世纪城市建筑的集体模式》的论文。他的生活格外繁忙而多姿多彩。没有人能数得清他所有活动的足迹。他在大学里担任就业顾问，他给小说、戏剧、艺术演出写评论，他写文章，针对少数无名听众做了几次演讲。他的作品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一定的倾向。他给小说写书评——与城市题材的小说相比，他更喜欢乡土题材的小说；与天才相比，他更倾向于普通人；与健康人相比，他更倾向于病人。当他提到关于“小人物”的故事时，在他的作品里，有一种特别的光芒。“人”是他最喜欢的形容词。与对人的实际行动的关注相比，他更倾向于对性格的研究和性格描写。他更喜欢没有故事情节的小说，毕竟，这样的小说中没有一个英雄。

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出色的就业顾问。他在大学里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咨询室。在那里，学生们带来了他们所有的问题——学术上的，还有私人的。他愿意讨论——带着同样温柔、认真的关心——无论是对课程的选择，或者是爱情事件，或者，尤其是，对未来事业的选择。

当被请教关于爱情的问题时——如果是一个迷人的容易搞定的小可爱，埃斯沃斯会劝他们接受，可以摆上几桌，让那些酒鬼喝个痛快——“让我们现代一些”；如果涉及深厚而强烈的激情，就放弃——“让我们都长大吧”。当一个男孩经历过某种讨厌的性体验之后，会到他这里来承认有一种羞愧感，托黑告诉他应该忘记——“这对你没什么，有两种东西我们必须尽早在生活中忘掉，一个是个人高人一等的感觉，还有就是对性行为言过其实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