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沃斯·托黑（第51/99页）

直到十六岁，埃斯沃斯才感觉自己对牧师的事业很感兴趣。关于宗教，他想了很多，他谈论上帝和精神。他广泛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书籍，更多的是关于教堂的历史，而不是信仰的实质。在一次主题为“温顺要在地球上传承”的辩论中，他的演讲让观众流泪了。

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结交朋友。他喜欢谈论信念并且找到了一些乐意倾听的人。只是，他发现他班里聪明、强壮、有能力的男孩子们并不需要他的教导，也不需要他本人。只有屡遭不幸和秉性不高的人才来找他。戴培·姆恩开始像一只无声奉献的狗那样追随着他。比利·威尔逊失去了母亲，晚上，他徘徊着来到埃斯沃斯家，和埃斯沃斯一起坐在门廊上，颤抖着倾听，什么也不说，眼睛大而空洞，带着乞求的眼神。斯科尼·迪克斯有小儿麻痹——他常常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街角，等待着埃斯沃斯。鲁斯蒂·哈泽顿考试没有及格，坐在那里几个小时，不停哭泣，埃斯沃斯冰冷、坚定的手一直拍着他的肩膀。

已经说不清是他们发现了埃斯沃斯还是埃斯沃斯发现了他们。这些事情的发生好像是一条自然法则——就像自然不允许真空一样，痛苦和埃斯沃斯·托黑也形影不离。他用那浑厚、美妙的声音对他们说：

“痛苦是好事，不要抱怨。忍受、顺从、接受——感谢上帝让你经历痛苦。因为这样，你会比那些只会大笑和幸福的人们生活得完整。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个，不要试着去理解。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来自人的大脑，因为大脑总要问太多问题。只要相信就好了，不需理解。所以，如果你考试没及格，你要高兴。那意味着你比那些聪明的男孩子更好，因为他们想得太多、太简单。”

人们说埃斯沃斯的演讲很能感动人，也因为这个，埃斯沃斯的朋友始终和他在一起。在和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离不开他了，像染上了毒瘾。

在十五岁的时候，埃斯沃斯在圣经课上向老师提了几个奇怪的问题，让全班都很震惊。老师一直在详细解释课文：“如果一个人赢得了整个世界，却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这对于他有什么益处？”埃斯沃斯问了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想成为真正富有的人，一个人就要收集灵魂吗？”老师很想问他究竟要干什么，但是老师控制住了自己，问他什么意思。埃斯沃斯没有解释。

在十六岁的时候，埃斯沃斯对宗教没了兴趣。他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

他的转变令爱德琳姑姑很惊讶。“首先，那是亵渎神灵的，全是胡言乱语。”她说，“其次，没有任何意义。埃斯，我对你感到很惊讶。精神上的‘穷人’——还不错；但是‘穷人’——听起来一点也不体面。除此以外，那不像你，你不会去制造这么大的麻烦——或者是小麻烦。埃斯，你在有的地方、有的事情上有些疯狂。那不好。那根本不像你。”

“首先，我亲爱的姑姑，”他回答说，“不要叫我埃斯；其次，你错了。”

对埃斯沃斯来说，变化是好事。他没有成为一个爱攻击的狂热者。他变得更温顺、更安静、更温和了。他更广泛地关注人们。好像有什么东西把焦虑从他的性格中拿走了，并且给了他新的自信。周围的那些人开始喜欢他，爱德琳姑姑不再担心了。好像没有什么现实的原因能让他对革命理论这么全神贯注。他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他读了很多书，参加了一些有争议的会议，在那里他讲过一两次，不是太好，大多数时候他都坐在角落里，听着，看着，思考着。

埃斯沃斯去了哈佛。为了接受良好教育这个特殊的目标，他妈妈立遗嘱时给他留下了自己的保险金。在哈佛，他主修历史，学习成绩一直是最好的。但爱德琳姑姑希望他从事经济和社会学。她害怕他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他没有。他对文学和高雅艺术产生了兴趣。这令她有些困惑。他身上有新的特性了。他从来没有显示出自己有喜爱文学艺术的倾向。

“你不是那种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埃斯。”她说，“那不合适。”

“你错了，姑姑。”他说。

埃斯沃斯和同学的关系是他在哈佛的成就中最不同寻常的。他容易被别人接受。在那些骄傲的年轻的名流后裔面前，他没有隐瞒他卑微的出身，还夸大了它。他没有告诉他们他的父亲是一家鞋店的经理，他说他的爸爸是个补鞋匠。说这些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挑衅和痛苦，也没有流氓无产者的自大。他说，这些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玩笑——如果有人洞察他的微笑——对他们来说也是个玩笑。他做事像个势利小人，但不是不能容忍的势利小人，而是很自然、很天真——努力使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势利的人。他很有礼貌，不是讨人喜欢，而是让人愿意接受。他的态度能感染人。他如此优秀，人们对此没有疑问。他们认为有一些原因，但这是理所当然的。接受“修道士”托黑，首先是一件有趣的事，接着会变得特殊而有意义。如果这是一个胜利，埃斯沃斯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好像也不在意这些。他在这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年轻人中前进，带着一个计划，一个长期的计划，每个细节都很明确，除了能分享一路上细微琐事带来的快乐之外，没有其他的了。他的微笑神秘而让人亲近，好像是店主在计算利润时的微笑——尽管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