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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特·扎列斯基也知道，现在安排生产“特制汽车”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如果这辆车刚巧是给厂里经理层的。总有几个工人满腹委屈，对管理层心存不满，有真真切切存在的，也有凭空假想出来的，他们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头头扯平”。然后，传说中的“软饮料瓶”就很有可能成为现实——他们会把脚踏板里面弄松散，因此只要用到这辆车，汽车脚踏板就会咯吱咯吱地响。加工时，故意松动螺丝或是放一块厚金属都能达到这个效果。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从里面把后厢盖焊上，技巧娴熟的焊接工从车后座上只需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也是马特这些人在给自己的车安排生产时不用真实姓名的原因。马特放下第二天的生产安排，反正已经没必要再看一遍了，他今天已经看过了。现在，该回家了。他站起身来，又想起了芭芭拉，不知道她现在身在何处。突然间，他感到非常疲倦。从夹层下楼时，马特·扎列斯基觉察到某种骚乱不宁的叫嚷声，还有一阵急促纷乱的脚步声。他不假思索地停下脚步来搜索这个声音的来源，因为厂里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是他的事情。声音像是从南区餐厅传来的。他听见急迫的喊声：“上帝啊，来人啊，快叫保安来。”几秒钟后，他一面赶赴骚乱现场，一面听见外面越来越近的警笛声。

一个清洁工发现了被挤在一起的两个自动售货机取款员和弗兰克·帕克兰，他头脑很清醒，立即跑去打电话报了警。而马特·扎列斯基听见的叫声，是后来陆续赶来的人在叫喊，那时候，救护车和厂里的保安，还有外面的警察都已经在赶赴现场的路上了。

不过，马特还是比所有外援都更早地到达了地下一层的清洁工更衣室。他一路吆喝着穿越紧张不安的人群赶到现场，看见了三个躺着的人，其中就有弗兰克·帕克兰，他们一个半小时前才在领班会上见过。帕克兰双眼紧闭，肤色灰白，鲜血淌过发间，凝结在脸上。一个值晚班的办公室文员拿着急救箱跑过来。他把帕克兰的头捧在自己的大腿上，试图摸摸他的脉搏。文员看着马特说：“他大概还活着，扎列斯基先生；还有一个人也活着。不过，至于他们还能活多久就不好说了。”

这时，救护车和安保人员也到了，接管了眼下的局面。身着制服的当地警察最先到位，接着便衣侦探也迅速到场加入调查。

马特虽然帮不上忙，但也没办法离开工厂了，此刻工厂周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被警车重重围住。显然，警方认为犯罪分子还在工厂里，由于三名受害者中已有一人确认死亡，此案便成了一起抢劫杀人案。

过了一阵儿，马特回到自己在夹层的办公室，无精打采地坐在里面，精神麻木，萎靡不振。

弗兰克·帕克兰明显伤情严重，马特只看了一眼，便感到震惊不已。还有刺穿印度人模样取款员身体的那把刀，也把马特吓得不轻。不过，马特不认识那个死了的人，可帕克兰是他的朋友。尽管这位领班和副厂长有过口角之争，一年前还有过一次激烈地言语争执，但那都是工作压力导致的分歧。平常他们还是互相尊重，彼此欣赏的。

马特心想，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受害者换作别人，他或许不会这么伤心难过。

就在那一秒，马特·扎列斯基突然感觉喘不上气来，胸口一阵颤振，好像里面有只小鸟在挥着翅膀拼命想要出来似的。这种感觉让他惊恐万分，出了一身的汗。在多年前的欧洲战场上，面对滚滚而来的德国高射炮和B17–F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他也是这般心惊肉跳，虚汗直流。不论今时往日，他都知道，这是对死亡的恐惧。

马特还知道，他这是心脏病犯了，需要有人来帮忙。他开始浮想联翩——他要打电话，不管有谁来，也不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要叫他们给芭芭拉捎信，因为他有话想对她说。他说不好到底想说什么，但只要她来了，他想说的话自然就会脱口而出。

可问题是，等他下定决心去拿电话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再也动弹不得了。他感觉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右侧身体已经毫无知觉，甚至都感觉不到胳膊和腿的存在了。他拼命想要呼喊，可是，令他吃惊沮丧的是，他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他又试了一次，还是没办法出声。

此时此刻，他知道自己要对芭芭拉说什么了，他想说，尽管他们有过分歧，但她还是他的女儿，他依然爱她，就像他爱她的母亲一样，芭芭拉在很多地方都很像她的母亲。他还想说，如果现在有机会化解两人的矛盾，不论如何，他都会尽力去多理解她和她的朋友，从现在起……

马特发觉，自己的左半身还是有知觉的，也有力气动弹。他用左臂作为杠杆，拼命支撑着自己站起来，可身体的其他部位却不听使唤，于是，他滑倒在办公桌和椅子之间的地板上。不久之后，有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现了他，他意识清醒，只是眼睛里透露出沮丧和痛苦，以及绝望的挣扎，因为他想要说话却完全发不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