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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纳达，七月十七日是一个典型的夏日。热浪灼人。人们关紧百叶窗，将热气、亮光和灰尘全都挡在屋外。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孔查和巴勃罗正坐在咖啡馆外遮阳篷的荫凉里。

“屋外比屋里更热。”拉米雷斯太太说，“这风一点也不凉快。”

“太热了，什么也干不了。”梅塞德丝说，“我去床上躺一会儿。”

梅塞德丝站起身时，母亲发现女儿的裙子已经被汗湿透了，显得透明。她也站起来，将店里的玻璃杯都收集到一个托盘里。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广场上空无一人，微风中，连树上的叶子也无精打采地发出窸窸窣窣的碎响，在熔炉般的高温里，有些焦渴的树叶已经开始坠落。

城中的午休像昏迷一样深沉。那天晚上六点之前，梅塞德丝几乎一直在无意识地昏睡。六点，气温才在午时之后第一次下降。即使是对于格拉纳达人来说，这也称得上暴烈的高温。在不安的睡眠中，她梦到贾维尔与她在楼下的咖啡馆中跳舞，当她醒来，意识到他正待在千里之外的马拉加，心中顿时闪过悲伤。

第二天，咖啡馆的顾客们带来了同一个传闻的不同版本：非洲北部的一条河上爆发了一桩军事行动。那时人们有些困惑，因为电台宣布的消息自相矛盾。但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一些军队首领正在反抗政府，他们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给予政府致命的一击。

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领导下，非洲部队——战斗力包括外籍军团和一支摩洛哥雇佣军——即将穿过西属摩洛哥与西班牙大陆之间的海峡。一旦他们登陆，西班牙各驻地部队的将领将在各自的乡镇和城市起事，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

格拉纳达在四十度的高温中快要融化了，鹅卵石灼穿了鞋底的皮革，群山消失在一片摇曳不定的雾气中。那天上午，本地的《理想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宣言，宣称“出于不可控制的原因”，他们不会刊登任何综合要闻。

咖啡馆里，巴勃罗激动地说：“真的出问题了，孔查，我猜得没错。”他一边说，一边指着大标题。

“没事的，巴勃罗。也许只是罢工之类。政府不会失控的。别这么担心。”她尽量安慰他，但他一点也不信。

他们两人都明白，巴勃罗的惶惶不安绝非空穴来风。政府声称，尽管摩洛哥发布了政变宣言，但西班牙本土的事务一切如常，然而，这并不能令他们安心。

这条声明似乎与一条传闻相悖。有传言说，一位名叫奎波·德·拉诺的将军只动用大约一百名士兵，就取得了塞维利亚驻军的指挥权，并迅速占领了那座城市。

“他们怎么能告诉我们一切正常？”巴勃罗对大家说。

与许多其他市镇的居民一样，格拉纳达人感觉很无助。他们要求政府分派武器，但让每个人忧虑的是，首相卡萨雷斯·基拉加严厉禁止向平民发放武器，而且强硬地宣称，塞维利亚发生的一切兵变对本国其他地方并无影响。他断言，在其他地方，军队仍然忠于政府。

在另一个电台频道上，奎波·德·拉诺将军正用夸张的声音宣布胜利的消息。他吹嘘道，除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整个西班牙都掌握在国民军手中。这些自相矛盾的消息让西班牙人陷入了迷惑。

格拉纳达也人心惶惶。流言四起，说塞维利亚反对军队统治的人遭到大规模屠杀，还有几千人遭到监禁。突然间，曾经支持共和政府的邻人似乎都跳出来反对它。巴勃罗和孔查在咖啡馆中能感觉到这些，甚至在七月十八日一早，他们就感觉到了。顾客们不知道该不该信任彼此，甚至不知道该不该信任巴勃罗和孔查。他们脚下坚实的大地已经被抽走了。

个别市镇和城市的命运似乎依赖于所驻部队是否仍忠于共和政府。在格拉纳达，一位新的军事首领六天前刚刚到任。这位坎平斯将军绝对忠于共和国，而且坚定地——也许有些幼稚——认为，自己的部将铁定不会叛乱，不会加入佛朗哥的阵营。工人们则不太有信心，但当他们要求武器以防军队叛乱时，民政长官托里斯·马丁内斯服从政府的指令，拒绝分发武器。

七月十九日凌晨，拉米雷斯一家仍然醒着。虽然这天天气酷热，令人昏昏欲睡，却没有人能睡着。

“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武器？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会朝我们开枪？”安东尼奥向父亲质疑。

“行啊，安东尼奥！”父亲激他，“说到点子上了。让你们这些年轻人挥舞着自己都不会用的手枪在大街上乱跑，有什么好处？啊？告诉我，有什么好处？”

“别这么焦虑。”母亲劝他，“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看看会发生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