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在颤抖 （一九一六年—一九一八年）（第5/6页）

订下了会面后，我们去看他。他住在罗蒙大街，但仍然让人觉得像住在外省一样。一盏旧路灯在一堵灰色的墙上投下暗影，我借着光线看见了室内的装饰。米歇尔长时间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修道院院长可能在想，我们在这方面走错了棋是情有可原的。他请求给他三个星期的期限来处理这些文件。

我们按约定时间又来到了他的家中。克丽斯蒂娜坐在下面的马车里等着我们，这倒不是因为米歇尔怕中圈套，是因为这个居民区的路上没有行人，空空荡荡的。我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的玻璃门后面。这个房间像一个书橱，放着我会很愿意翻一翻的拉丁文经典著作。我听见了牧师说的所有的话，也许只听见了一部分，但我并没想弄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些乱七八糟的财务上的事使我感到厌烦。他们后来所谈的内容，都是米歇尔告诉我的：

“就是这么回事！就像您有时预感到的那样，您被卷入了一场骗局之中。这些人靠说谎吃饭。钻石的故事纯粹是开了一个玩笑，为了看看您究竟会陷得多深，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关于一个未成年人的高利贷贷款，即使这位未成年人出身于法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受害的是你们俩：尤其要拉您下水。您遭受了损失，但是很体面。所谓倒闭的银行，那只是一家皮包银行。S夫人也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相同。现在，那个自称杜加斯特的人正在监狱里，罪名是在军需物资供应中搞欺诈。他的同伙行动受到管制。非常幸运的是，您三分之二的资本是他用化名存在银行的保险柜的：他本来打算用这笔款搞一种形迹诡秘的勾当，至于是什么勾当，我们暂时不去管。我也把您的资金存入了北方信贷银行，这笔款您可以提出来。”

米歇尔感到头昏脑涨，对牧师表示感谢，还将收回的部分钱款捐助了他所从事的事业。修道院院长莞尔一笑。

“您留着这笔款吧，您需要它，以后要更加小心。”

米歇尔叫我出来向修道院院长告别，并表示感谢。走近修道院院长身边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面色苍白，行动迟缓，身材高大，穿着旧长袍，显然是一个永远不顾及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的人。在我的生活中，我遇到过三个给我留下正直印象的男人。对于修道院院长，我就不用多说了。第二个是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我只是与他擦肩而过。那是一九三〇年或一九三一年，我去比利时解决在办理上述遗产事宜中遇到的麻烦。一天，我去观看法国喜剧院的早场演出，演的是皮兰德娄的喜剧，演得好坏且不说。观众不多。我一个人坐在国王隔壁的包厢里。幕间休息时，我出来得很迟。长廊里的电铃已经响过了。我突然看见国王正与他的副官说话，无意中挡了我的路。国王往旁边一闪，后退了两步，紧靠墙站着，双手微微分开，头轻轻一点，向这位陌生的女人表示致意，让她走过去。仅此而已。但是，这个谦逊的举动贯穿了他的一生。除非是头脑迟钝的人，否则一定会觉得，这个穿着一身黑服装，注重传统礼节的男人，有能力，有勇气，有智慧驱除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灾难，以后会连续取得事业的胜利。这可以用但丁的话来形容，他是一个面孔谦恭的人。但是，谦恭是所有行事审慎的人在生活中坚持的立场，不仅仅是一种外表现象。

对第三个人的描述要稍微长一点。那是在美国。一个冬天的夜里，天下着大雪。一列小火车驶进森林中的一个小车站。月台凹凸不平，覆盖着雪。风卷起雪花，一直飘进空车厢里。检票员是个非洲人，在没膝深的灰白色积雪中，直抱怨说他根本不可能将两个提着包裹和沉重行李箱的女人拽上月台。这时有一个男人说：“我把行李提上去。”大风疯狂地吹打着月台。他是惟一与我们乘夜班车同行的男人。他穿着灰色的风雨衣，像一位海军军官。秃脑袋，瘦矮个儿，看上去神情自若。他把两个沉重的箱子和几个包裹提进车厢，放在一个避风雪的角落，然后坐在对面的角落里，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电筒，挂在靠背上，又拿出一本书读了起来。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想应该过去感谢他。他非常有礼貌地回谢了我，然后继续读他的书。我眼前的这个男人单独在南极洲度过了四个月的黑夜和冬天。有一天，他破例走出地下藏身所，检查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风速表。他出来以后，发现翻板活门随后自动关上了，又被冰冻冻住了，就用断臂把翻板门打开。他曾经摔断了臂，也是独自一人扛着的。整个冬天都是这样度过。他最近的邻居，即扎营在距离他大约三百英里的男人们，怕他一个人太孤独，或许因为他的答话太简短（他的手拿不住电台的操纵杆），便带着他们的狗吃力地找到了他，在几乎无法通过的大浮冰上将他救出来，因此中断了对南极洲的测绘，同时也中断了只有经过整个冬天才能做出的关于绝对与无限的看法的观察。《孤独》是理查德·柏德海军少将写的一部独特的书，他在书中不间断地描写了他每天的孤独生活，直到像我们当时所听到的狂怒而寂寞的大风刮起的时候才停笔，而男人们对这样的大风是听而不闻的。柏德不善于用词表达，有的地方文字也不流畅，只用了一些含混的说法，就连爱克哈特几乎也无法做到这点，这倒也不奇怪。柏德的日记描写了南极洲半透明的冰层和不被人所了解的积雪。对这个男人来说，成功、事业甚至美国的霸权主义都不是他追求的目标，至少不是他长期追求的目标，因为个性太自我，他属于那些不讨人喜欢的人。后来，在他去世以后，我看见他的一些同事反对记者散布的流言蜚语，执著地捍卫他的回忆。在我遇到他的那个年代，他刚刚放弃了荒山岛的孤独住所，迁入了对那些讨厌鬼来说更难到达的另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运气见到劳伦斯。如果他在世的时候我去克劳兹山，我肯定会听到这个严阵以待的人与他的波翁顿营的同志们像往常那样说着笑话，讨论飞机发电机的优劣，但看到一个不请自来的女人，可能会感到不高兴。我经常自问，柏德是否意识到，他远征南极洲，过着清苦的隐退生活，实际上是为征服并污染一个几乎还是处女地的世界帮了忙；在那个时代，不知道劳伦斯是否能预见被他参与的战斗搞得四分五裂的中东，一方面会成为石油帝国，另一方面死人堆积如山，从而也葬送了自由；他在他的诗中描写了一个被爱着的人的毁灭，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可怕的肉体。他可能没有预见到。不管怎样，我在这个缅因州的暴风雪之夜，有机会结识了这些沉默寡言人物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