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我遥想起了伦敦城内所有那些灰蒙蒙的纪念碑,它们纪念的人物有驰骋马背的将军,有旧殖民地战争的英雄,还有身穿礼服大衣、被人们遗忘得更加彻底的政客。想起它们时,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嘲笑位于国际公路的遥远彼端,为纪念琼斯而树立的那块朴实无华的石碑。琼斯没能越过那条公路,他留在了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尽管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从地理意义上讲,他的故土究竟位于何处。至少,为了那块石碑,他付出了——无论他多么不情愿——生命的代价,而那些将军,如果可以的话,通常都会用部下的鲜血换得自己安然返乡。至于那些政客——谁会在乎那些已经离世的政客,记住他们的功劳事迹?一场阿散蒂战争1比自由贸易更有意思,虽然伦敦的鸽子对两者是一视同仁的。“我立了一座纪念碑”。2每当我为了自己那份颇为古怪的工作而北上蒙特克里斯蒂3,中途经过那块石碑时,我都会感到某种骄傲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我曾用实际行动促成了它的建立。

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个节点,事情一旦发生便无可挽回,而在彼刻,它却不为人所知。当这个节点出现时,无论是我还是琼斯,我们对此都没有察觉,虽然我俩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应该把我们训练得眼力过人,就像喷气机出现以前那些老式班机的飞行员那样。当时,我肯定是完全没留意到它的来临,那是八月里一个阴郁的上午,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货轮“美狄亚”号正行驶在大西洋上,要从美国的费城和纽约市开往海地的太子港,而那个节点就紧跟在“美狄亚”号船尾泛起的波浪之中。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里,我对自己的前途仍抱着慎重其事的态度——我甚至很在乎自己那家空荡荡的酒店的未来,以及我那段几乎同样空荡荡的恋情。就我所知,当时我还没有和琼斯或史密斯产生任何联系,他们是与我同船的旅客,仅此而已,而对于他们日后在费尔南德斯的店铺里为我准备的殡葬差事4,当时我也一无所知。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肯定会捧腹大笑,就像我现在回顾起自己以前的好日子也会大笑一样。

随着船身的摇摆,我酒杯中的红杜松子酒也在不停晃动,表面的水平线变化不已,仿佛这只酒杯是用来记录海浪冲击的仪器,这时,史密斯先生态度坚定地回应琼斯说:“我从来没有晕过船,没有过,先生。晕船是酸性物质带来的反应。吃肉会导致酸性,喝酒也会。”史密斯先生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但从一开始我就把他当作总统候选人看待,这是因为,在我得知他的姓氏前,他的夫人就是用这个称谓提到他的。当时货轮刚出海一个小时,我们正倚靠在栏杆上。开口时,史密斯太太猛地支了支她那线条硬朗的下巴,仿佛是在提示我,如果这条船上还有另外一名总统候选人的话,那可不是她要讲到的人。她说:“我是说我的丈夫,就在那儿,史密斯先生——他是1948年的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根本没机会取胜。”之前我们一直在聊些什么,把她引到了这番话上?当时,我们正闲散地望着平坦灰暗的海面,它横躺在三海里领海界限内,好似一头慵懒冷漠却暗藏凶险的笼中困兽,只等着冲破牢笼,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威力。或许我先前向她提起了一个会弹钢琴的熟人,这可能让她的思绪跳到了杜鲁门的女儿5身上,又因此令她联想起了政治——她的政治意识比她丈夫的要强烈得多。我觉得,就做总统候选人而言,她相信自己比她丈夫更有胜算,而当我顺着她突出的下巴望去时,我心想这是挺有可能的。史密斯先生正在我们身后的甲板上踱步,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雨衣,衣领竖起,保护着他那对毛茸茸的、看起来显得蠢笨的大耳朵,一缕白发像电视机天线那样竖立在风中,他的胳膊上还挂着一条旅行毛毯。我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诗人,或者也可能是一所不知名的学院里的系主任,但我绝对不会把他想象成一名政客。我试图回想起杜鲁门在那一个选举年的竞争对手是谁——毫无疑问是杜威6,不是史密斯。然而,大西洋上的海风刮走了她的下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话好像和蔬菜有关,但在彼时彼刻,“蔬菜”这个字眼在我看来似乎并不太可能出现。

琼斯是我稍后在令人尴尬的场合中遇见的,当时他正想贿赂舱室服务员,把我们的客舱调换过来。他站在我的客舱门口,一只手里提着一个手提箱,另一只手里攥着两张五美元的钞票。他正在说话:“他现在人还没下来嘛。他不会找麻烦的。他不是那样的家伙。就算他发现房间不一样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以前就认识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