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声音（第3/4页）

班里一个名叫布莱斯·桥本的学生得了白血病。我不太清楚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但一个同学告诉我，得了病的人会不停呕吐，直到断气为止。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刻断定自己也染上了白血病，体内正惨遭病魔折磨。

对死亡的恐惧令我想要夺回控制权。我坚信自己必须讨好死神，证明自己是它的挚爱之一。

我开始通过强迫动作和仪式化行为减少焦虑感。父母随时会死，我也随时会死。我需要把一切做好——计算、拍手、触摸、检查——这样才能保证万物平衡，不让死亡找上门来。

我的行为标准虽然随意，但还算理智：喂狗之前，绕着房子连续走三圈；走路时只踩枯树叶，躲开新树叶；查看大门是否锁好，反复检查五次；从三英尺外跳上床；穿过购物中心时屏住呼吸，免得有小孩从楼上掉下来。

校长给我父母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学校谈谈：“道蒂先生、夫人，你们的女儿总是往自己的衣服上吐唾沫，我们有些担心。”

有好几个月，我都低着头，让口水流到衣服上，湿渍慢慢扩大，像第二个领口似的。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做出这种举动。我可能觉得，不把口水滴到衣服上是向宇宙神灵宣告，我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你们随时可以把它夺走。

有一种治疗强迫症的方法叫“认知行为疗法”，通过将患者暴露在引发其痛苦或恐惧的环境中，让其认识到，即使不进行仪式化行为，糟糕的事也不会发生。但我父母那辈人觉得，只有疯子和变态才需要心理治疗，他们可爱的八岁女儿用不着（其实我刚刚往领子上吐了唾沫，并强迫自己用手指敲灶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痴迷于死亡，仪式行为也悄然而止，而且再也没梦到过小孩坠楼的场景。为了让自己好过点儿，我拒绝承认死亡对我产生的影响。每当我情绪低落，忧伤随之而来时，我都严格抑制自己的情感，并为内心的脆弱而大为恼火。我无情地痛骂自己：你过得比谁都好，既没挨过饿，又没挨过打，双亲还健在；和别人的痛苦比起来，你的根本不值得一提，你分明就是一头叽叽歪歪、无足轻重的母牛。

我有时会想，如果能直接认识死神，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会坐在他身边，和他握握手。他也许会说，他是我的亲密伴侣，我的一言一行都将听命于他，并提醒我：“你早晚得去喂蛆。”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

那么话说回来，像我这样的好女孩，为何要在西风这种阴森的火葬场工作呢？那是因为我想对八岁时候的自己做出补偿。由于恐惧，那个小女孩彻夜不敢入眠，蜷缩在好几床被子下面，坚信只要不被死神看见，死神就不会把她带走。

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其他孩子尽早了解死亡，免得他们像我一样，第一次接触死亡时心灵惨遭重创。计划很简单，我要建一所优雅精致的殡仪馆，时髦，但仍带有一些古典韵味，名字就叫La Belle Mort。这是法语，意思是“死亡美学”。“死亡美学”这个翻译肯定不会错，不过开店前我还是需要再核查一遍。不像有的傻妞，以为自己屁股上的汉字文身是“希望”，其实是“加油站”，我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死亡美学”鼓励家属用新鲜、好玩的方式悼念死者，把“欢乐”还给“殡仪馆”。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对死亡有一种病态的畏惧感，或许是因为我们总怀着沉重的心情，过于严肃地对待它。我们要做的就是摆脱情感束缚，和传统的葬礼说再见。

传统葬礼上，你会看到一副昂贵的棺材，上面装饰着艳俗的花圈，里面有一具西装革履的尸体。撒呦哪啦7，万人通用的悼词（“她步入悲伤的峡谷中”）；撒呦哪啦，慰问卡里的肉麻客套话（“她一定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一切安好”）。

我们被这些传统禁锢了太久，是时候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直面死亡了。“死亡美学”殡仪馆少不了派对和乐子，21世纪将是盛大葬礼的时代。老爸的骨灰可以送往太空，可以制成子弹一枪崩上天，还可以做成钻石戴在手上。我想以一场明星葬礼总结我的设想。根据坎耶·韦斯特8的要求，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全息投影图像将出现在一个12英尺高的香槟喷泉的旁边。

镜头切回西风火葬场。我在火化两具尸体之前，列出一个清单，上面写满了我对“死亡美学”的计划：用骨灰作画，用骨灰文身，把骨灰制成铅笔或沙漏，把骨灰用手拉彩炮喷出去。这是我的“死亡美学”专用笔记本，封皮是朴素的黑色，翻开后第一页全是彩色贴画，画的都是玛格丽特·基恩9风格的动物，眼睛大得出奇。我原以为有了这些小动物，笔记本里的内容可以显得轻松一些，但转念一想，实际效果貌似惊悚了十倍还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