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第2/11页）

父亲跟古斯配回到钉子蓝店里，把十字螺丝刀退了回去，却又一鼓作气把气锤买了回来。“就那个。”父亲对售货员说。“就那个。”他的孙子也这么说。

父亲把气锤放进婴儿车里，推着小车回到了店里。古斯配坐在爷爷的肩膀上，笑开了花，根本没有意识到聚拢在威尼斯冰激凌店上方的乌云。

母亲拿着挖冰激凌的勺子真想朝父亲丢过去，可又怕砸到了孙子。

这种情形索菲亚再熟悉不过了，尽管有时无比荒唐。看来自己出马的时候到了，于是说：“在新里路上有一家卖木头玩具的店，店里也有特别漂亮的工具，我们今天下午去那里看看，好不好？”

索菲亚在说这些话时非常平静，语气很轻，没做任何手势，尽量保持中立。

父亲看着婴儿车里的气锤，似乎有那么一瞬间明白那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那一瞬间并没有持续很久，不过也足够了。那天下午古斯配拿着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里面装着一把木锯和一把木钻。爷爷在一边演示应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就这样，索菲亚保持着店里的和平、友好，把一家人凝聚在一起。

“你确定那是一把气锤吗？”卢卡问。

我们待在厨房里，只有一架冰激凌机器在运转。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索菲亚已经睡觉去了，父亲和母亲在意大利，莎拉在挖冰激凌。莎拉也来自卡多雷地区，已经在店里帮了几年忙了。她之所以来店里帮忙，是因为母亲不想把父亲一个人丢在维纳斯，不过她自己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莎拉才二十出头，虽说长得不漂亮，却很值得信赖，整整一季都待在店里，晚上睡在阁楼上。卢卡和索菲亚搬到了一楼，住在从前父母的房间里。

“这都是母亲告诉我的。”我说。

“有时候我觉得你在编故事，要不就是扭转了故事情节，来填补空缺。”

“那是一个能把墙打穿的锤子，一台巨大的机器，根本不适合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她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说的不是那把锤子。”卢卡说。

突然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嗡嗡声充斥了整个厨房，刮刀无声飞快地旋转着，还得过好一会儿冰激凌才能出桶。

有时候我们坐在店外面，要是有客人来到柜台前，卢卡就得站起来。每个星期有两个晚上莎拉休息，卢卡就要负责卖冰激凌。不过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坐在店外面。十月了，天已经没那么热了，这是整个冰激凌季度的最后一个月，晚上十点以后就没什么人来了。

我们一会儿聊天，一会儿沉默，看着对方，又转移视线。古斯配离开快三个月了，从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后就没了音信。有时来了一个客人，我们俩都会松口气。这时卢卡就要走进店里，拿起一个小杯子或是一个甜筒，又或者为一个孤单的老人做一杯奶昔。

待在厨房里是不会受到外界打扰的，卢卡一个人躲在那些机器背后。每次冰激凌一做好，他就让我回家。他想一个人待着，而我就回家，第二天晚上又会来到店里。

我们开始聊天，聊自己知道的一切，试着把两个部分编制成一个整体：有我的记忆，也有卢卡的记忆。

“有时候我觉得你在刻意回避一些事情，”我说，“你说你记不起来了，其实是想逃避。”

“那你说我必须记得什么呢？看看你周围，看看那些瓷砖、柜子、冰激凌机器，还有端冰激凌和咖啡的盘子。”声音越说越高。看来卢卡生气了，就跟父亲一样，感觉生活背叛了自己。所有人都跟他们对着干，就连亲生哥哥也一样。“看看那些日光灯，装冰激凌的盒子。这些我都看着呢，每一天每一刻，怎么都不会忘记。”

卢卡已经有多久没享受过夏天了？他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呢？

“我不是在厨房里、店外面，就是在泡咖啡、挖冰激凌。”

父亲刚退休的那几年，卢卡一个人得做两个人的活儿。早晚做冰激凌，一天里剩下的时间就店里店外跑个不停。母亲和索菲亚站在柜台后面，坚持了五年，最终还是回到了山里，回到了父亲身边。那时候她都快七十岁了，头发成了无花果杏仁冰激凌的颜色。下一季度莎拉就来到了店里，不过还是总缺一个人手。直到古斯配满了十六岁，不用再去学校了。

“你觉得我比你更了解他，在我看来刚好相反。”

我还记得古斯配来店里帮忙的第一天。那是六月中旬，意大利的学校放假了。古斯配背着一个双肩包，头戴一副耳机，一个人坐火车来到了荷兰。那时的他已经是个大男孩了，正直青春期，衣服上有一股火车车厢里的味道。坐了一千多公里的火车，当天晚上还得在店里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