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

举行婚礼的那天，维纳斯天气很好。一大早太阳从山间升起，染红了一片天。草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落叶松的松针也被白雪覆盖住了，不过路上没有积雪。父亲在多比亚科的火车站等我，之前我在新德里，和拉尔森一起参加一个诗歌节，大多数时间都坐在大巴里。在新德里的不同舞台上，诗人们纷纷朗诵自己的作品，观众却少得可怜。拉尔森跟我解释，诗歌节的目的是让诗人们碰个面，一起诠释他们的作品。他说：“观众是次要的。”我的房间对面是唐诺特广场，夜里，一只老鼠试图通过空调寻找出去的通道，弄得我整夜没合眼。

父亲看上去气色很好，一副很放松很愉快的样子，一个典型的冬天里的冰激凌商人。

“一路还顺利吧？”车子驶出多比亚科时，父亲问。他是开着白色的路虎来接我的，一踩油门，马达便轰轰作响，父亲非常喜欢这个声音。因为要开山路，父亲特意买了这辆四轮驱动吉普车。远程的话，比如每年来回开鹿特丹，就用那辆绿色的奔驰，开起来几乎不出声。

“还好，就是远。”我说。我从新德里飞到了罗马，坐夜车去了维罗纳，接着继续前往博尔扎诺和福尔泰扎，感觉身体的一部分还在旅途中，还没到达维纳斯。

“给，”父亲说，“这是妈妈给你做的薄饼。”

我打开锡纸，吃了一口，吃到了火腿和奶酪。要是热的就更好了，不过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温度已经无所谓了，两三口的工夫饼就没了。

“卢卡很紧张。”父亲说，“我结婚的时候好像没这么恐怖嘛。连袖口的纽扣就得你母亲帮忙扣。”父亲笑了起来，一脚油门，又说，“他可能是怕索菲亚不答应！”

马达像一头熊似的吼叫着，我们在白色的冬景中飞驰。每到急转弯，我就紧紧抓住窗户上面的把手。有时候困得闭上了眼睛，结果一头撞在车门上，又给吓醒了。

到了柯蒂娜丹佩佐的主干道上，父亲又开始说话了：“不知道教堂里会不会坐满人。华伦迪诺和安娜结婚的时候，教堂里就坐满了人，整个村子都来参加他们的婚礼。”那是父亲哥哥的儿子的婚礼，其实父亲自己也挺紧张的。

“我想喝点东西，”快到维纳斯的时候，父亲说，“可是我跟你母亲保证过了，接了你就直接回家。她担心我们迟到。”经过一个酒吧时，父亲还是松开了油门。

“不行，爸爸，”我说，“我们不能迟到。”

“还有时间。”

“不行。”

“就喝一杯，”他说，“一杯金色的透明的啤酒。”

“爸爸！”

“跟他妈一个样。”父亲一边嘟囔，一边踩下了油门，“我那金色的小美人儿啊，就这么走了。”

每到冬天，父亲一早就要喝一杯啤酒，几乎所有的冰激凌商人都有这个习惯，只是大多数都控制不住尺度。退休后，鼻子就越来越红。冬天里没什么事好做，整条街宛如死了一般。

我们经过索菲亚父母家的那座大房子，每个屋子里都亮着灯。她的父亲坐在客厅里，我没看见他的妻子和女儿，可能待在屋子后面的浴室里。我想着索菲亚那头金色的长发，那头我从来没梳过的头发。

一股烟从我们家的烟囱里冒出来，那片灰色溶解在早晨冷冷的空气里。父亲把路虎停在了奔驰旁边，车库前还有一辆水泥转筒车。父亲骄傲地说：“是我刚买的。”

“你不是已经有一辆水泥转筒车吗？”

“跟这个可不一样，这个容量大，还是橙色的。”

他是不会用这个转筒做出水泥或者混凝土来了，至少这辈子不会。

母亲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还说天气这么好，她真是太高兴了，整个人容光焕发。

“快来，”她说，“快去洗洗，把衣服换了，我们去教堂接着聊。”

卢卡刚从浴室里出来，穿着一件崭新的西装，把头发全都梳到后面，亮得跟乌木似的。我们经过彼此身边，过道很窄，都得微微侧身，背贴着墙，肚子和鼻子之间几乎没剩下什么距离。我看见了他的眼袋，也许他也看见了我的。

“大日子啊。”我说。

“是啊。”

“你看起来真帅。”

“一会见。”

他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过道里。我是他的哥哥，是他婚礼的见证人。他只跟我说了三个字，一年中就只有这三个字，三个毫无意义的字，跟“啊”或“哦”没什么区别。

浴室里全是弟弟的味道，他身体的味道，他的卧室和鹿特丹的阁楼里也是这种味道。他每天早晨掀开被子，那股暖流便扩散开来，钻进我的鼻子。有时我会梦到这样的场景。

我洗了把脸，穿上那件我足足背了一万公里的西装。西装有些褶皱，裤子上的折痕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