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

第二年春天，索菲亚站在冰激凌店里，把那头长长的金发编成了粗粗的麻花辫，挂在背上，手里拿着挖冰激凌的大勺子，和我的母亲一起接待客人。父亲负责泡咖啡，店里店外地跑来跑去。卢卡待在厨房里，煮牛奶，做出厚厚的奶油冰激凌。四个人再次一同出现在鹿特丹。

是去年冬天，也许是前年，具体什么时候卢卡是不会告诉我的。他还是不理我。他终于赢得了索菲亚的芳心，索菲亚取代了我在店里的位子，不过对卢卡来说，我还是我。当我二月底迈进店里，我们四目相交时，他没能抑制住那丝微笑。走进店之前，我已经看见索菲亚了，几乎一眼就注意到了，那时我的手还没有触碰到门把手。透过母亲正在擦的玻璃，顺着那条蓝色的围裙，我看见索菲亚站在父亲身后，父亲正拿着一块抹布，把意式浓缩咖啡机擦得闪闪发光。她就在那里，这场景既不可预料，又那么自然。只见她拿着拖把，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算是跟我打招呼。

“哥哥，你好。”她微笑着说。

透过厨房门上的那块小玻璃，我看见了卢卡，他也笑了，不过是一种轻视的笑，仿佛一个拳击手看着对手躺在地上。

他们正在打扫卫生，这是冰激凌店开门前最后的准备。明天应该就要正常营业了。

“这几天一直没下雨，”母亲高兴地说，“今天下午还会出太阳，这周末气温会上升，刮的是西南风。”

我就知道，春天已经荡漾在空气中了。

父亲给我泡了一杯意式浓缩。“你尝尝，”他说，“我今天早上才打开咖啡机，咖啡豆也是刚刚磨的。”

我喝了一小口，尝了尝。温度有点低，所以咖啡有点酸，不过这是因为咖啡机还没有暖透。

“味道不错，”我说，“就是太少了，都能看见杯底。”

跟别的客人不同，我没有免费的水喝，却得到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他的胡子挺扎脸，我的也一样。在刚刚开市的第一天是没有冤仇一说的。几个星期后，冰激凌机器全速旋转，咖啡机喘不过气，父亲的关节也吱吱嘎嘎响起来的时候，父亲就会开始咒骂我，同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场景：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诗集。他呢，不停地跑进跑出，火辣辣的太阳挂在空中。

父亲把一张双层滤纸放进了咖啡机里，按下了按钮。两道焦糖色的液体落进了事先加热过的咖啡杯里。整个过程一共26秒，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对大多数冰激凌商人而言，咖啡只是顺带买的。早上或者下雨天可以吸引不少顾客。再说自己能喝上真正的意式浓缩，也挺好的。卖冰激凌是他们维生的方式。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热情，又或者超越了热情，有的冰激凌商人一聊起自己的行业就停不下来了，一聊就是整个冬天。在酒吧里谈论横式和纵式冰激凌机器，谈论理想的温度，谈论配方的比例，在外面谈不够，到了家里的饭桌上还要唠叨。有些冰激凌商人的老婆都快疯了。

一到冬天，父亲便消失在地下室里，那个堆满了螺丝刀和砂光机的宝库。父亲很少谈论冰激凌，不过要是有人谈起咖啡来，便会掺和到对话中去。别的冰激凌商人通常谈论的是咖啡的香气，称赞的是自家咖啡特别的味道，比如巧克力味、肉桂味、肉豆蔻味，还有雪松味。曾经有一个冰激凌商人说他们家的意式浓缩闻起来有童年时彩色铅笔的味道。

父亲一再强调的是26秒，觉得香味不重要，都是浮夸之谈。

“一杯好的意式浓缩就该是意式浓缩的味道。”父亲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就像酸奶冰激凌吃起来是酸奶的味道一样。”

他试着去说服其他冰激凌商人那经过多年试验后发掘出来的理想时间。

“为什么不是28秒？”一个来自福多的商人问，“又或者是24秒？”

“28秒太长了，”父亲严肃地说，“咖啡会很苦，烟熏味会太重。24秒的话咖啡会很酸、很淡，还没来得及提取咖啡豆的味道。”

“爸爸，那23秒呢？”

“23秒的话咖啡杯有可能会爆炸。”

“一杯咖啡26秒？”另一个冰激凌商人说，好像遇到了一个很难的算术题，“我可没有这么多时间。”

“那么着急干吗？”父亲说，“零下十五度冰激凌是不会化的。”

“等得太久，顾客就都走啦。”

“走就走呗。”

冰激凌商人们全都扬起眉毛看着父亲。

那也许是一种逃脱、一种抽身而退的方式。躲在咖啡机后面，那闪亮的外壳，轰轰的气门，还有压力计。26秒一杯，精准得如同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如一个退休回到意大利卡多雷地区维纳斯村的愤怒老人一般，父亲终将承认：“一开始我只是恨冰激凌，现在也开始恨那些买冰激凌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