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洗脑术（第2/3页）

有很多种制造心理压力的方式。当刺激极其强烈时，狗会变得卧立难安；过度延长刺激与常规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狗就会表现出焦虑情绪；如果与先前建立的条件完全相反，狗在受到刺激时脑子会一片混乱；如果刺激超过了这条狗已经建立的条件坐标系，它会茫然不知所措。此外，研究还发现，故意施加恐惧、愤怒、焦虑等情绪到狗身上，会明显提高它对暗示的敏感性，但倘若这些情绪长时间维持在高强度，狗的大脑就开始“罢工”了，“罢工”一旦开始，人就能极其容易地在狗的大脑里建立全新的行为模式。

能提高狗对暗示的敏感性的躯体应激力包括了疲惫、受伤和各种疾病。

对于未来的独裁者来说，这些发现在实际应用中非常重要。比如，它们证明了希特勒是完全正确的——他曾坚持认为在晚上举行群众集会要比在白天举行效果好得多。“身处白天，”希特勒写道，“人们的意志力强度极高，若有人试图将某个人的意志和思想强加给他们，他们必极力反抗；但是在夜晚，面对一个更强大意志的主宰力，他们会更容易匍匐在地。”

巴甫洛夫很可能会同意希特勒的观点，因为疲惫会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这也是为什么电视节目的赞助商准备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是要选择晚间来播放节目的原因所在。

疾病与疲惫相比较，会更有效地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过去，病房里上演了不计其数的改宗好戏。未来的独裁者将接受科学培训，他们将把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所有医院都布满电线，在每个病床枕头下都配备扬声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录音训话。而更重要的一些病人，则会由政府专门派遣灵魂拯救者、思想改造者来进行说服工作，就像在过去神父、修女、虔诚的教徒会走到病人的床前一样。

其实，早在巴甫洛夫之前，就有人观察到，强烈的消极情绪易于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有助于改变人的思想，这一发现立刻就得到了使用。威廉·萨金特[2]曾在他那本很有启迪性的书《为心灵而战》里指出，约翰·卫斯理[3]作为牧师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成功的基础在于他凭直觉知道中枢神经系统的存在。通常，他布道的开场白都是对痛苦进行大段大段穷形尽相的描述，除非立刻转到信仰的正途，否则所有听众毫无疑问将被打入地狱，永无翻身机会。于是，当听众们充满恐惧、痛苦、罪恶感，达到一定的极限，有时甚至超越极限程度，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崩溃了，然后，他声调一变，向信仰者和忏悔者许诺得救的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布道，卫斯理让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小孩改宗。

在此例中，高强度的、持续的恐惧令听众崩溃，并使听众对暗示的敏感性达到极高的程度，身处此种状态，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了牧师的神学宣言。其后，牧师又以温馨的言语安慰他们，使其摆脱痛苦，重建一个新的、通常更好的行为模式，它会深深扎根在听众的思想和中枢神经系统。

政治和宗教宣传的效果，取决于采用的宣传方式，而非所宣传的具体教条。这些教条或对或错，或好或坏，区别很小，甚至根本就没有区别。只要在人神经疲惫之时，施以恰当方法，所有的灌输必定成功。事实上，只要条件充分，任何人几乎都可以被驯化改变。

我们已经掌握了翔实的证据，可以知道某些不发达国家的警察们是如何对付政治犯的。政治犯一被拘捕，就被施以系统性的、形式多样的压力，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吃得很差，住得极不舒服，每晚睡觉时间不到几个小时，以此迫使他始终处于一种焦虑、不安、极端恐惧的状态。因为巴甫洛夫的这些警察信徒们深知疲惫的价值——增强人对暗示的敏感性，于是，他们就一日复一日、一夜复一夜地讯问政治犯，一口气都不停能长达数小时。同时，讯问者无所不用其极，使政治犯恐惧、困惑、完全不知所措。只要这般来上个几周或几个月，政治犯的大脑就罢工了，他会向当局交代一切。然后，如果不想枪毙这个政治犯，还想转化他，则会给予他安慰与希望，如果他诚心信仰党国的唯一真理，他甚至都能被拯救呢，当然不是在来世（因为官方当然不承认还有来世），而是在今生。

在这种驯化体系中，个体就像是原材料，被运送到特殊的营地，在那里，受训者与他们的朋友、家人以及整个外界彻底隔离，进行生理和心理的残酷训练，直至筋疲力尽；他们不被允许一个人行事，永远都是和一个团体内的所有人在一起；他们被鼓励相互监督；他们被要求写检查；他们时刻恐惧，生怕因为自己坦白了什么，或者因为告密者说了他们的什么坏话，最后大祸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