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

一

我径直穿过客厅。维斯特小姐说：“他正在开会。”我没有停步，也没有敲门。他们正在说话，他停下话题，从桌子的另一端看着我。

“我离职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告诉你？”我问。

“离职？”他问。

“我不想干了。”我说，“一天够了吧？”

他望着我，瞪大着眼睛，跟青蛙似的。“难道你觉得我们的飞机让你表演还不够好？”他问道。他手夹着雪茄，放在桌子上。他手上戴着一枚后车灯般大的红宝石戒指。“你跟我们一起只干了三周，”他说，“时间太短，还不足以理解门上那个字的含义。”

他不明白，但三周时间已够长了。比纪录还少两天。如果三周对他来说是纪录的话，他完全可以不动身子便与新冠军握手。

问题是，我什么都不会做。你知道当时的情况，连大学校园里都是身着英国和法国军装的士兵，而我们都担心还没来得及参战，还没来得及驾驶飞机上天，战争就结束了。你知道，参加战斗，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停战后我留在军队里当了几年的试飞员。我就是在那时候爱上了在机翼上行走，为了不让生活太枯燥。一个名叫沃尔德里普的家伙和我一起驾驶耐恩飞机飞到三千英尺的高空，我在飞机外边吃力地行走。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枯燥无味：除了到处闲逛，白天酣睡，晚上通宵打牌外，无所事事。孤独无聊对牌运不利。输了便赊账，越赊陷得越深。

有一个名叫怀特的家伙一晚上就输了一千。他一输就没完没了，我不想再玩了，但我是赢家，他还想再玩，越陷越深，每局都输。他给我开了一张支票，但我告诉他不用着急，别太认真，因为他在加利福尼亚还有妻子。但第二天晚上他又想玩了。我竭力劝他别再玩了，但他却发火了。骂我是胆小鬼。那晚上他又输了一千五百。

然后我说我来切牌，要不加倍下赌要不就算了，最后再赌一把，就最后一次。他抽到一张Q。我说：“啊，我输定了。我牌都不用抽了。”我把他抽的牌翻到下面，很快洗完牌后，我们看见很多张K、Q、J和三张A牌。但他还是坚持要玩。我说：“还有什么用？即使整副牌都给我，我也输定了。”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要玩。我真的抽到那张A牌。我倒宁愿掏钱也要输掉这一局。我再次提议他把支票撕了，但他仍旧坐着，诅咒我。我走了，只留下他一人，穿着衬衫，衣领敞着，坐在桌子旁，眼睛望着那张A牌。

第二天，我们有活干，试飞高速飞行。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我不可能再把支票还给他了。我会让一个痴迷不悟的家伙诅咒我一次，但我不会让他再一次诅咒我。就这样，我们有活干，试飞高速飞行。我不肯碰那飞机。他把飞机拉高到五千英尺，然后加大油门全速俯冲，到两千英尺时飞机两翼折断了。

四年后我退伍了，又成了一个普通公民。我漂泊不定时——就是我第一次尝试推销汽车时——遇上了杰克，他告诉我有一个家伙的巡回特技飞行表演团想雇一个特技飞行员。就这样我认识了她。

二

杰克——他给我一张他写给罗杰斯的便条——告诉我罗杰斯是个非常出色的飞行员，还跟我提起过她，说有人议论她对他不满意。

“你的老朋友对她也不满意呀。”我说。

“大家都这么说。”杰克说。我见到罗杰斯，把条子递给他——他属于那种清瘦、少言寡语的类型——我心想他就是那种娶了在战争中追到的、轻浮、易冲动、漂亮的女人的人，而且让她们一有机会便抛弃他们。所以我感到安全。我知道她是不会为像我这样的人而等待三年的。

我以为她是那种细长、黑糊糊、像蛇一样的女人，浑身裹满鸵鸟羽毛、洒满窝尔窝斯牌香水、躺在长沙发上叼着香烟，让罗杰斯跑到街角熟食店去买装在纸盘里的火腿片和土豆沙拉。但我错了。她进来时，有点褪色的柔软衣服上围着围裙，手臂上沾着面粉或像面粉一样的东西，她没有道歉，也没有慌乱应酬，什么也没有。她说霍华德——就是罗杰斯——跟她提起过我，我问：“他跟你说什么了？”但她只是说：

“我猜晚上你会觉得挺无聊的，你得帮着做晚饭。我猜你倒宁愿出去喝几瓶杜松子酒和跳舞。”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问，“难道我看上去别的什么都不会做？”

“啊，不是吗？”她反问道。

我们已把盘碟洗刷完毕，关了灯坐在炉光中，她坐在地板上的一个坐垫上，背靠着罗杰斯的膝，边抽烟边聊天，她说：“我知道你觉得枯燥乏味。霍华德曾建议我们到餐馆里去吃晚饭，然后找个地方跳舞。但我跟他说我们平时是啥样就该是啥样，开头是这样，以后也这样。你后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