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

总统一动不动地站在更衣室的门口，穿戴得整整齐齐，只是还没有穿靴子。这是早晨六点半，天上在下雪；他已经在窗户前站了一个小时看着雪。现在他就站在通往走廊的门里边，穿着袜子，纹丝不动，瘦高的身子略微低俯，仿佛在倾听，脸上是一副毫无幽默的关切的神情，因为三个星期前他的处境就无幽默可言，他的观点也失去了幽默。从他靠着身子的手上垂着一面法国做的精致讲究的手镜，一面应该躺在女士们的梳妆台上的镜子；尤其是在这种二月天的这个时刻。

终于他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把门一点点地打开；在他的手下门一寸寸地挪动着，没有丝毫声响；在那无边的寂静中他把眼睛凑近门缝，看见在走廊厚实的地毯上有一块骨头。那是块煮过的骨头，一块排骨；上面靠近骨头的地方一些肉上面还有人的牙齿留下的默不出声的重叠的印子。由于门打开了他也就可以听到说话的声音了。他仍然不出声响，小心翼翼地把手镜往前举起来。一瞬间他看见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他停顿了一会儿，带着一种冷漠的狐疑仔细端详起自己的面孔——一个精明、勇敢的战士的面孔，那位正在预测和控制人及他们的行动方面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专家的面孔，现在却堆满了孩子才有的一筹莫展的软弱。接着他把手镜向前稍为倾斜，一直到他能在镜子里看到那走廊。两个人面对面地蹲在地毯两侧，仿佛隔着一条河。他不认识这两个人，尽管他认识那面孔，因为三个星期以来，白天他看见它，晚上他梦见它。这脸胖胖的，黑黑的，有点扁平，有点像蒙古人；诡秘，温文尔雅，莫测高深，很严肃。他不断地看见这张脸以至他不再企图计算见过的次数，甚至不再估计了；即使现在，尽管他可以看见这两个人蹲在他面前，可以听见他们静悄悄说话的声音，他似乎觉得，在令他筋疲力尽的失眠和压力的某个说不出名堂的时刻里，他看见的只是一个人，一个对着镜子照自己的人。

他们戴着海狸帽，穿着新的长礼服，除了领子和背心等细小的地方，他们腰部以上的穿着无懈可击——虽然在时间上早了一点——现在还是上午。但所有关于合适和体面的观念都给破坏了。乍一看，你会说他们来自匹克威克175的英国，丝毫没有改变，只是那紧身的、浅颜色的短裤下面不是德国雇佣兵176那种膝前有饰穗的长靴，甚至不是任何靴子，而是黑色的光脚丫子。在他们俩身边的地板上各有一捆卷得好好的黑布；在这捆黑布边上是两双脚趾对脚趾、脚跟对脚跟的崭新的靴子，仿佛两个看不见的卫兵隔着走廊面对面地站着。在一个蹲着的人的身边有一个用白桦树皮编的篮子，里面突然伸出一只斗鸡蛇一般的头和脖子，一只圆圆的、黄色的愤怒的眼睛使劲地瞪那镜子里淡淡的光亮。说话的声音是从那里传过来的，轻快、得体、安静的声响。

“这公鸡在这儿对你没什么用？”

“是啊。可谁知道呢？况且，我不可能把它留在家里，留给那些该死的懒惰的印第安人。我连根鸡毛都会找不到。你是知道的。可日日夜夜带着这个笼子也是件麻烦事。”

“这整件事都是麻烦，按我来说。”

“你说得对。整夜蹲在这扇门外，又没有枪啊之类的东西。要是有坏人半夜想闯进来，我们能干些什么？要是有人想进去，我可不想。”

“没人想进去。这是为了荣誉。”

“谁的荣誉？你的？我的？弗兰克韦德尔的？”

“白人的荣誉。你不了解白人。他们像孩子：你对付他们得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干什么。所以如果这是规矩——客人得整夜蹲在这个人的房门外，我们就只好这么蹲。何况，比起守在外面雪地里那些该死的帐篷里，你难道不愿意待在这儿？”

“你说得对。这天气真糟透了。这地方糟透了。就算他们把这个镇子白送给我，我也不会要的。”

“你当然不会要的。可他们是白人啊：他们的品位没法说。只要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得像他们那些人认为是印第安人的举止去做。因为只有在事后你才知道你干了什么事把他们给侮辱了或吓坏了。就像现在得一天到晚说白人的话……”

总统收起镜子，悄悄地关上门。他再次安静地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沉思着，一筹莫展却又毫不气馁：毫不气馁是因为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遇到难题；一筹莫展是因为他不是在露天的战场面对敌人，而是在他自己高贵而孤独的办公室里被他们所包围，而他，根据法律，如果不说是根据上天的旨意，是这些人的父亲。在冬日清晨的酷冷之中，他似乎能透过墙壁看到自己无所不在，跟正在苏醒过来的庄严的白宫成为一体。在冥想他的恐惧中，他仿佛看到自己无影踪却又跟每一群南方来的客人待在一起——蹲在他房门外的那一群，外面那更大的一群——戴着新的海狸帽子，穿着长礼服和羊毛裤衩，好像是雕塑在这年轻国家的骄傲神化的标志，这座钢骨水泥的、有圆顶的建筑物的石墙上的许多雕像。一个胳臂下面夹着他们卷得整整齐齐的裤子，另一只手里拿着没有穿过的鞋子；在欧洲外交家吃惊的面孔和金色的辫子，那刀剑、缎带、星星的后面，黑黝黝的，永恒的，规矩得体，宁静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