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普莱斯

赤道酒店，1984年

这是我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愿意和我的妹妹们相聚了。我刚和利娅及艾达见面回来，这次会面简直太失败了。

利娅是整个行程的智慧结晶。① 她说她要是不出去走走、做点事，等待丈夫出狱的最后一个月就会要了她的命。上次他快要被释放时，我猜他们是在最后一刻又让他待上了一年，这么做真够让人失望的。但说真的，你要是犯了罪，就得付出代价。她还想怎么样？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有过几个丈夫，也许都不是什么一等一的人物，但罪犯，还真是一个都没见过。好吧，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就像他们说的。她现在特别孤独，因为她两个大一点儿的儿子都在亚特兰大上学，这样就不会被捕了；小的那个也去那边度暑期了，和母亲待在一起。这样利娅就能自由自在地策划这次行程了。说实话，她安排这次聚会，唯一目的就是想把一辆路虎从美国弄到金沙萨。她和阿纳托尔在金沙萨设计了一个想入非非的计划：在南部地区建立一个农业公社，等到安哥拉安全后，再跑到安哥拉去。就我听说的情况来看，安哥拉在本世纪是没指望了。再者，要我说，那儿就是个极端的共产主义国家。母亲在乎这事吗？自己的女儿打算搬到共产主义国家去，那儿的道路可几乎就是用地雷铺的啊！但那有什么！她和她的那些朋友筹到了钱，在亚特兰大买了辆挺不错的路虎，还将发动机重新改装过了。顺便说一下，母亲那个圈子里的人还从没为我筹过哪怕一分钱，比如说，筹钱为我安装赤道酒店楼上的管道。但我发过一句牢骚吗？

我去只是因为我的一个病了很久的朋友最近死了，我觉得无所事事。乔弗里清楚地谈到了结婚的事，只是后来病得太厉害了。他是个绅士，人真心不错，也很有钱。乔弗里在肯尼亚做的是野外旅游的生意，我们就是那样碰上的，还挺浪漫的。但他在内罗毕染了重病，再加上他也不怎么年轻了。尽管如此，这么好的男人，真不应该是这种结局。我，也别提了，去年就四十了。没什么好开心的，但别人总是猜我不到三十，所以谁管它！反正，我琢磨着我和利娅可以互相倾诉我们遇上的麻烦，祸不单行嘛。但她至少还有个活着的丈夫，我可就不能这么说了。

运送路虎的策略是让艾达和路虎乘上船去西班牙，再从那儿把车开到西非。艾达还能开车，我实在想象不出，我仍然以为她瘸得厉害，虽然母亲给我写信说过不是这么回事，艾达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所以，我们约好了到塞内加尔碰面，再一路上旅游几个礼拜，看看风景。然后，艾达就要飞回家了。安全起见，我和利娅会同坐这辆车，一直开到布拉柴维尔。但要我说，两个女人同行，麻烦比一个人大多了。尤其是我和我妹妹！后来，我们在穿越整个喀麦隆和大半个加蓬的时候，都没说话。阿纳托尔刚从班房出来，在布拉柴维尔和我们见了面，他们就直接开车回了金沙萨的家。天哪，她在轮渡站甩开胳膊就把他给抱住了，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时间长得超过了你的想象。然后，他们就手拉手、喋喋不休地用刚果语说着话，像一对小孩子一样走了。他们这么做显然是想把我排除在谈话之外，我就是这么觉得的。能说出连我这样会说三种语言的人都听不懂的话，还挺不容易的。

再见了，分手来得太晚了，这就是我说的。利娅在最后一百英里的路程中急得就像房子着了火。她从利伯维尔打去长途电话，确定他第二天肯定就会出狱，然后，天哪，她就直接开了过去。她甚至都没想过要去赤道酒店看看——尽管只要半天的车程就到了！而且我还是个丧偶的寡妇。我没法原谅自己妹妹的这种做法。她说要是我们先去布拉柴维尔接上阿纳托尔，她就会去。好吧，我没法立刻就说“行”，也没法说“不行”，我得想想。这件事远比她能想象的要微妙得多。对于什么人能上楼，我们有严格的规定，要是你为某个人破例，那还有完没完呢？我本来可以来个例外。但当我告诉利娅，我得好好想想时，她立马就说：“哦，别，别麻烦了。你有你的白人至上的规矩要维护，是吧？”然后她就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猛踩油门，于是，我们就不再说话了，结束了。真的，整整两个国家，穿越全境，我们都在听那部四轮驱动汽车传动系统的声音，还有路面上的每一次颠簸声，听了好长时间。

当旅程总算结束的时候，我高兴极了，终于回到自己温馨的家里了。我喝了两杯伏特加汤力，踢掉鞋子，打开唱机，就在餐厅正中央一边喝酒，一边跳起了舞。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有一大群巴黎来的棉花采购商。我向客人们宣布：“朋友们，有了家人，你才会发现陌生人有多棒。”然后，我就吻了他们的秃脑门，全吻了个遍，还免费招待了他们一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