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

金沙萨，1981年雨季

阿纳托尔进了监狱。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吧。我从床上坐起来，穿上鞋子，强迫自己去照料孩子。窗外，大雨倾盆而下，浇到早已湿透了的黑山羊、自行车和孩子们身上。我就这么站着，心想这就是世界末日了吧，真希望我们没从亚特兰大回来。

但我们不得不回来。阿纳托尔这样的人，有太多的东西要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当然，不是贡献给现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唯一目标就是让自己掌控权力。蒙博托倚仗的都是些敏于开枪、讷于提出问题的人。如今，唯一体面的政府工作就是让它垮台，阿纳托尔就是这么说的。他宁愿待在这儿，就算要蹲苦牢，也不愿对暴行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丈夫的荣誉感有多么强烈，就像我清楚这房子的四壁一样。于是，我起身，穿好鞋子，埋怨自己早前竟想到了离开。现在我什么都失去了：既没有他的理想伴我左右，也失去了那条备用的秘密逃生路径（如果我自己的理想也彻底破灭的话）。我以前总是想，还可以飞回家啊。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如今，我把那张好牌从洞里抽了出来，好好地看了看，发现它对我没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贬值了，就像以前粉红色的刚果钞票。

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已经回过美国三次，一次比一次更像陌生人。是美国在我的脚下漂移吗？还是它其实纹丝不动，却是我大踏步地走开，追随着我出走时引领我的烟柱，越走越远呢？我们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待在美国似乎是有可能的。任何事皆有可能。当时我怀着帕特里斯——那是一九六八年，应该是吧。帕斯卡差不多已经三岁，学起英语来像只聪明的小鹦鹉。我在埃默里大学攻读农业工程，阿纳托尔读政治科学和地理。他是个让人震惊的学生，吸收着书上的每一句话，再透过那些话去琢磨他的老师都说不清楚的问题。公共图书馆，在他眼里就是天堂。“贝埃内，”他悄声说，“我头脑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已经有一本书在写它了。”

“小心啊，”我就逗他，“说不定有本书是写你的呢。”

“哦，那太可怕了！那应该是一本讲述我童年罪过的全史吧。”

他觉得晚上睡觉简直是玩忽职守，因为那得浪费掉读多少本书的时间哪！他在开口说英语方面仍旧有点含蓄，比如，他就不愿说床单这个词，因为就他听来，和屎区别不清。① 但他读起书来那股狼吞虎咽的劲头，我确实从未见过。我开始和家人聚到一起。艾达那时正在医学院里读书，读得很不错，所以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们常常能见到母亲，几乎是和她住在一起。她对我们都很好。帕斯卡在她的家具上爬来爬去，像只猫似的趴在她的膝头打盹儿。

我第二次回去，是在马丁出生后为了休养身体，因为我得了极严重的贫血症，也是为了给孩子们注射疫苗。母亲筹钱让我们飞了回来。那次只有我和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待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想多吃一点那些精致的美食，也给母亲提供一次机会，让她好好了解一下她仅有的几个外孙。她领我们去了海边，来到了离佐治亚州海岸不远处大风肆虐的沙岛上。孩子们简直玩疯了。那里有堆肥堆了一半的各种花草，还有开阔的空间可以让他们疯跑，我却开始想家了，因为那片海岸有股比柯基鱼市场的腥味。我站在海岸上，穿越难以衡量的无尽空虚，朝着阿纳托尔，朝着我留在身后的非洲种种，凝神远望。

为这种事抱怨确实很可笑，但美国大多数地方竟然完全没有丝毫气味。我以前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最后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抵达后好几个星期，我老是会去揉眼睛，觉得视力变差了，又或许是听力不行了，但其实，离我而去的是嗅觉。甚至在杂货店里，在过道上被琳琅满目的食品包围着，置身于就算在刚果待上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如此多东西堆成的层层货架中间，空气里却毫无气息，只有模糊的、消了毒的空虚。我跟阿纳托尔说了这事，他当然老早就注意到了。“美国的空气是空白的。”我说，“甚至闻不出身边东西的味道，除非你直接把鼻子凑过去使劲嗅。”

“也许那就是他们不了解蒙博托的原因吧。”他这么说。

阿纳托尔获得了一笔教学实践的津贴，其他研究生说，这点数额只能算是“零头”，但这些却比随便哪一年我们俩加起来挣的都要多得多。我们再次住进了已婚学生的公寓，那是一栋胶合板公寓楼，四周松林环抱。我们年轻的邻居们唯一的话题就是这里有多么破多么差。对我和阿纳托尔而言，它却奢华得离谱。玻璃窗，每扇窗都带锁，每扇门都带两把锁。不过我们身无长物，也没什么可偷的。自来水是热的，厨房里打开龙头就有，另一个龙头就在十步之内的浴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