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普莱斯（第2/3页）

我发现自己和阿纳托尔志趣极为相投。我觉得，我和他都是被标了记号的人。乍一看是些怪人，但又学会了照表面现象来接纳这个世界。他的孤儿身份、他的离乡背井、他那热切而怀疑一切的心灵、他的孤独，都使他早早就带上了标记。我注意到他也是反向理解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广告牌上的卖点到底是什么，贫穷从何而来，又去往何方。我不应觊觎我的姐夫，但我能以自己的方式来更好地了解他。阿纳托尔和我一样，栖居于同一种孤独氛围之中。我们之间的区别是他能够为了利娅放弃自己的右臂和右腿，而我早已这么做过了。

如果脱离了瘸腿的状态，我是否会彻底迷失呢？

在露丝·梅和那么多孩子死亡之后，我怎么还能心安理得地存活下去呢？我的救赎会是死亡吗？

在医院里，我有大把的时间来思考这类问题。我想起自己能接触到无数种麻醉药品，安眠是绝对可以实现的。你睡着的时候，上帝就看不见你，露丝·梅坚信这一点。恶不会剥夺沉睡中的眼睛。生存 ！③

死亡。

他们时常拜访母亲。去年，母亲新找到了一个类似教会的去处，便放弃了伯利恒的花间隐居地，搬入了亚特兰大的公寓楼。她要游行示威，争取民权。他们付她工资，让她去办公室上班，但我知道她是为示威而活的。她颇擅长此道，而且对危险无动于衷。有一天她冒着催泪弹步行了一英里，然后晚上来到我的住处，好让我检查她的角膜，看是否有损伤。她的双眼完全没有丝毫红肿。我觉得子弹根本伤不着她。

我忽然觉得我也需要宗教。尽管母亲如今已有信仰，可她仍在受难。我相信身边没人的时候，她无时不在同露丝·梅说话，祈求她的宽恕。

利娅也有信仰：她的宗教就是受难本身 。

蕾切尔没有。显然，我们这几个姐妹里，就属她最快乐。不过也许可以说，她信仰的是自己这个自创一格的女神。

我没能那么经常和利娅及阿纳托尔见面，对此我很抱歉。当然，我是个医学院学生，课程安排毫无人性，大家都体谅这一点。而且，我住在另外一个校区，和已婚学生的宿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在那儿造孩子，而我们在这儿只能救孩子。

这个月十分难熬——得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轮值。上个礼拜，我们失去了两个孩子。昨天，圣诞节的前一天，时钟转过整整两圈，我始终在照看着三个小生灵，他们的肺吃力地运行着。由于早产，他们的肺犹如蝶翼般平展、无用。是三胞胎。我想起了内尔森关于如何处理双胞胎的说法，以及漠视该传统将会造成的可怕后果。我们这儿的情况更糟：三重灾难降临到了这对可怜的父母身上。我和孩子的爸爸谈了谈，那是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我们说起应好好养育这些患病儿童的时候，他用的是假设语气，显然他并不想耗在这些孩子身边。于是，重负就落到了做妈妈的人身上。当医院里的机器发出轻柔的蜂鸣声，当白底鞋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窸窸窣窣时，灾难却轰鸣着落到了自己也仍是个孩子的母亲身上。这是她的圣诞礼物。她将签下一辈子的卖身契。面对这三只瞎老鼠，她的生活将再也无法摆脱劳碌和失望。身为没有丈夫的妻子，学校里的朋友仍徜徉于花季之中，她或许会用菜刀割断他们的尾巴。④

谁说她不该披散头发、甩着脐带跑入森林，跪下来，把三个小家伙依次放到松树下？谁敢说我处方给她的静脉滴注和保温箱就真的是明智之举？

如果母亲当初选择离开我，又有谁能责备她呢？

子夜过后，我在实习医师休息室里的小床上睡了过去。但我连连做梦，睡得极不踏实。装在管子里的各种肤色的患儿在我的脑袋、胳膊和手上舞之蹈之。“生存还是死亡，生存还是死亡 ？”他们齐声歌唱。“妈妈，我们可以走吗 ？”

非洲从我的正义之屋、我的艾达道德准则底下，滑过地板，溜至屋外。以前，世界意欲将我强行塞入那帮只会揪自己耳朵的野孩子堆里，而我多么自鸣得意、信心满满地在那个世界里穿行。愤怒的艾达有资格、有权去蔑视每一个人。现在，她却必须向那些认为她打出生起就该被丢在丛林里的人妥协让步：好吧，他们说得在理。我把一件东西背负在自己歪斜的瘦脊背上从刚果带出来了，那就是对生命价值的极度不确定感。而如今，我却要当医生了。看我多理智啊！

我在半梦半醒中挣扎着，这忙中偷闲的睡眠令我浑身燥热，倏然间我彻彻底底地醒了，只觉得恐惧、战栗。我侧身躺着，眼睛大大地睁着。我觉得双手冰凉。我觉得好害怕。这是一种前所未有、让我难以承受的糟糕感觉。怕。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它从不写给我——大自然告知简单的消息——用温柔的庄严。她的信息已交到我无法看见的人手里——出于对她的爱，亲爱的同胞，请给予我温柔的裁判 ！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