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普莱斯

亚特兰大，埃默里医院，1968年圣诞节

我开始失去我的迂折① 。

我在医学院里交了一个自命不凡的神经病学家朋友。他坚信我这辈子都在身体力行一个极其严重的谎言。艾达的假帽。② 照他的看法，像我这样很早就发生的大脑损伤不应对身体活动造成持续的影响。他坚称，在我大脑皮层未受损的部位一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补偿机制，而我拖拉疲沓的右侧身体仅仅是在固守幼年期习得的一个习惯而已。当然，我将他嘲笑了一通。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我对艾达的整个概念竟然是建立在我的身体与大脑的彼此误解之上的。

但这个神经病学家极有说服力，长得又很俊，还获得了一笔任谁都会朝思暮想的科研款项。为了证明他的错误，我就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了他设计的一个实验项目。整整六个月，他让我做到彻底不走路，以便将所谓不良习惯的神经通路清除干净。靠着朋友们的帮助，我将自己那间小公寓重新布置了一番，使其适宜一个成年婴儿居住。每天清晨，我都得小心翼翼地从床垫上匍匐到厨房地板上的咖啡壶和电炉前。我只使用冰箱的下半部分。为了保持尊严，去工作时我会坐着轮椅。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儿科轮值——运气不错，因为儿童不太会将自己的疾病怪罪于瘸子，不像成人。成人对于你说的话只是一耳进一耳出，心里则总惦记着圣经里的指示，“医家，你医治自己吧！”但我发现儿童都很高兴有个坐轮椅的医生为他们看病。

在家里，当我试图记牢地毯上的瑕疵，我的肢体开始学习交互配合。一天，当我向前伸出左臂的时候，我感到一股橡皮筋般的力道在身下牵引着我的右腿往前探去。一周后，我发现自己能轻松地靠双手和脚趾来平衡身体，将我的臀部往上推至空中，再翻身落下成坐姿。我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成就拍手庆祝，谢天谢地，没人看见。又过了没几个星期，我的双臂就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抓着家具把自己拉起来，再松开成站姿。现在，通过摸索，我已能摇摇晃晃地走出一条直线。我学会了双脚轮流迈步。我并非重新学习，这完全是第一次。因为母亲声称，这些事我在婴儿期一样都没干成过。她坚称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整日哭着闹着要利娅待在身边陪我玩。直到后来有一天，我毫无预兆地从沙发上滚落，便跟着她一瘸一拐地走了起来。母亲说我从没做过任何练习，只是一直盯着利娅，让她为我们俩犯错，直到我准备好勉强准确地独自完成为止。母亲如今对我很好，或许是因为我比其他孩子离她更近吧。但我并不同意她的说法。我自己也犯了许多错误，只是都是在心里犯下的。

花了好长时间，我才终于相信自己得救了。并不是说不再歪斜了：我的身体仍有些斜，动作总是慢上好几拍。而是说我从自暴自弃中得救了。事实上，直到今晚，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利娅眼下正在亚特兰大，如果说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的话，至少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利娅和阿纳托尔，还有他们小小的儿子帕斯卡和另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利娅正在修农业经济学，而他们所有人正在尝试一个宏伟的计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我觉得这番努力肯定长久不了。我和他们一起去食品杂货店时，我感觉他们都畏首畏尾、一惊一乍，心里却又满怀着嘲讽。他们当然会这样。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时的情景：在亮如白昼、令人目眩的仓储式卖场里，整排货架上尽是些发胶、洁齿膏和爽足粉之类的东西，仿佛我们的蕾切尔突然前来掌管了一切。

“那是什么，艾达姨妈？那个呢？”他们的帕斯卡问道。小家伙眼睛睁得滚圆，边走边伸手指着过道两边：一罐粉色罐身的脱毛膏，一听喷洒地毯用的清香剂，还有一堆盖着盖子的容器，大小和我们每天扔掉的罐头一般大。

“那是些没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可是，艾达姨妈，怎么会有这么多种没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呢？”

我想不出冠冕堂皇的回答。为什么我们有人对用什么牌子的牙膏纠结，有人却在湿泥土和骨灰之间纠结，不知道哪一样能平息空荡荡的胃壁火烧火燎般的难受呢？对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我实在无法把美国向他解释清楚。我们把这难题留给了阿纳托尔，因为他总能瞬间洞悉一切。他冲着巨大广告牌上近乎全裸的女人发出嘲讽的大笑；与住在亚特兰大街角的流民交朋友，问他们很详细的问题，比如睡哪儿，怎么吃东西，得到的回答都很有趣。你大概想象不到，有多少只栖息于亚特兰大公共图书馆檐下的鸽子最终成了格兰特公园里的烧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