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

金沙萨，1974年

现在你已没法去利奥波德维尔了。斯坦利维尔、科基拉维尔、伊丽莎白维尔也都不行。林林总总的征服者（及其夫人）的大名都从地图上被抹掉了。这么看起来，你甚至连刚果都去不了了，现在它叫扎伊尔。我们重复着这些词语，仿佛在记住一个假身份：我住在扎伊尔的金沙萨。我们以前常去的那些地方突然间都变得不熟悉了——城市、村落，甚至河流莫不如此。伊丽莎白姨妈实在是担心坏了，虽然我们一直在给她打气。她怕的是她和阿纳托尔也会被指定一个新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欧式的，“殖民化的”。说实话，要是真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不会觉得多吃惊。蒙博托的敕令远达穷乡僻壤。隔壁那对老夫妻似乎也和她同样害怕：他们总是会忘，老是会说“利奥波德维尔”，说完又赶紧用手捂住嘴巴，好像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给说漏了嘴似的。

到了晚上，我们就玩互相问答的游戏，找出地图上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尽量难倒对方：查尔斯维尔？班宁维尔？乔库蓬达！班顿杜！男孩子们答对的次数比我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显摆。阿纳托尔一道题都没错过，因为他的头脑很敏捷，而且我想这些本土名字他都能猜出个大概。对我而言，它们当然就很陌生了。等男孩子们睡着后，我便坐到桌边，就着煤油灯摇曳的火光，慢慢地琢磨新地图。那感觉就像父亲跑到这儿来找到我，塞给我一篇经文似的。我们正在重新训练自己的舌头，以便适应蒙博托宏伟的正名 ① 运动。

但它名正在何处？我一直在问阿纳托尔。金沙萨的主干道叫作“六月三十日大道”，是为了纪念那个伟大的独立日，一个靠成千上万颗扔进碗里、逆流运来的鹅卵石小心翼翼买来的日子。那有多名正言顺呢？至于那场选举最终的结局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没有在任何公共场所看到任何纪念，根本就没有一月十七日卢蒙巴之死大道 ② 。

他指了指我们家和邻居家之间的那条烂泥小路，路上有一条沟渠，跨过它的时候，我们都得提起裙子，踮着脚踩在布满污物的油桶上，才能到达主干道。“这儿还有条大道需要一个名字，贝埃内，就在这儿竖块路牌吧。”真聪明。他还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要不要真这么做呢。

我们家的房子很扎实，地面是混凝土的，屋顶铺的是马口铁。我们这样的居住条件，在美国会被叫作贫民窟，但在这儿，就算是城市③ 郊外相对奢华的小宅了。至少城里的大多数房子在屋顶的材质方面都远远不如我们。我们家的屋顶之下，共有六口人：阿纳托尔和我，我们的男孩子们帕斯卡、帕特里斯，婴儿马丁·路德，以及伊丽莎白姨妈。她女儿克里斯蒂安偶尔也会过来。我们从亚特兰大回来后，就把伊丽莎白从比柯基接到了这儿来。比柯基的状况堪忧。倒不是说这儿就不怎么堪忧，但有她做伴，还是很不错的。我原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许多事，够神通广大的了，但伊丽莎白还是让我受益匪浅。她能做到很多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蒙黛莱 ④ ，她这么称呼我，我是她的白人女儿。但她根本就没比阿纳托尔大几岁，长相也与他酷似，除了宽肩膀和细腰肢。（她的体形有点相反。）她像阿纳托尔一样总是很有耐心，在我们家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里一刻不停地忙前忙后，哼唱林加拉语小调。她的左手总是抓着外层缠腰布，不让布料散开，以示稳重，而闲着的右手却灵活得很，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比不上她。她姐姐，也就是阿纳托尔母亲的事，只要是她记得的，她都一股脑儿地说给了我听。而我呢，就像个小孩子，缠着她一遍遍地讲。我渴望任何形式的家庭温暖。要是一年之中能收到两次母亲和艾达的消息，就算上上大吉了。这不是她们的错。我知道她们已经寄了无数个包裹过来，可是都堆在了市区宏伟而凋敝的邮政大楼里的某个地方。我猜这些未寄达的包裹已经足够让邮政部长给自己盖第二或第三栋房子了。

奇迹降临。复活节期间，我们还真收到了一个包裹。男孩子们嚷嚷着，在我们自设的“一月十七日巷 ”里跑来跑去，挥舞着他们珍贵的玛氏巧克力。（我听到帕斯卡向朋友吹嘘，说这巧克力是在火星上生产的。⑤ ）我也很想显摆显摆自己的战利品：五本英文书啊！还有衣服、阿司匹林、抗生素、护手霜、厚厚的棉尿布、给我们听收音机用的电池，以及长长的信。我将脸埋在衣服里嗅着母亲的气味。但当然啦，这些衣服是某个与我们不沾亲不带故的美国孩子的。母亲在给非洲救济组织当义工。可以说，我们是她最上心的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