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

在被邀请去某人家里吃晚饭之后，有的人就会送来一张表达感谢的短笺。好吧，阿纳托尔送来的却是一个男孩。他带了张手写的纸条来到我们家门口，自报家门说他叫雷库尤，但希望我们能称他为内尔森。我们得给他饭吃，还要特许他睡在鸡舍里。（那次母亲为置办野餐会而大开杀戒之后，屈指可数的几只警惕的母鸡躲过一劫，潜回了家里。）每周他还能得到一篮鸡蛋拿出去卖，存下的钱可供他娶个老婆。作为交换，内尔森会帮我们劈木柴，把大块的木薯放到罐子里炖，还会给我们带来水果、蔬菜，以及从林中采集来的树皮汁。他会调制治头痛的药，对此，母亲很是仰赖。他能根据因蛇致死之人的各种死法来认出施害的是哪一种蛇，还会在前门的门廊上一惊一乍地表演给我们看。他也承担起了我们家其他让人惊讶的碎活，这纯粹是出于他的自愿。比如，有一天，他做了个竹框，用来安放蕾切尔的手镜，这样我们就能把它挂在客厅的墙上，方便照镜子。于是，内尔森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把脸凑到套着框子的镜子跟前，在我们的客厅里一丝不苟地梳理他稀疏的头发，呵呵笑着，嘴咧得超大，我们都担心他的臼齿会噗地蹦出来。其他人也开始踏足我们家，用同样的方式照这面镜子。显然，我们挂在自家墙上的，正是基兰加唯一一面镜子。

当内尔森凝视自己的镜中形象时，我就会抓紧机会琢磨他——他的胳膊肘已经磨得乌黑，褐色的皮肤呈现出深深浅浅的色调，像是古色古香的桃花心木家具。由于喜欢吃甘蔗，他那短粗的门牙今后差不多会掉个精光。他咧嘴笑的时候，两侧的虎牙就会漾起令人烦扰的猴子般的光芒。不过，你也知道，他笑的时候是真的挺乐呵。他很开朗，爱干净，来我们这儿的时候身无长物，只有一条肥大的褐色短裤、一件整天穿着的红色T恤、一条皮带、一把粉色的塑料梳子、一本法语语法书和一把大砍刀。内尔森去哪儿都是轻装简行。他头发留得极短，后脖颈处露出了一块圆滚滚的粉色疤痕。阿纳托尔之所以挑内尔森来帮我们，是因为他同阿纳托尔一样，也是孤儿。几年前，内尔森全家老小，包括他父母、多如牛毛的哥哥和一个刚出生的小妹妹，乘船行至河上游时，船翻了，全都溺水而亡。刚果的独木船都是用硬木造的，随时都会像生铁块一样沉到底。大多数刚果人都不会游泳，你会觉得他们肯定视乘船为畏途。但他们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反而都很喜欢溯河而上或顺河而下，根本不会考虑翻不翻船。在命中注定要翻船的那天，内尔森因为某种巧合被命运遗弃了，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母亲就喜欢把婴儿带到上游亲戚那儿显摆，他很忌妒，就躲到外头去了，而她也根本就把他给忘了。这之后，内尔森就非常重视各种征兆和迷信。如今，他感到无所适从，没有家人可以帮扶他，十二岁的他也没学可上了。

阿纳托尔在纸条里写道，内尔森是他最好的学生，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确实如此。内尔森来我们家的那天，英语只会说“你好，谢谢，请”，但没过几个礼拜，任何要紧的话他就都能说了。不像玛玛·塔塔巴，老是牛头不对马嘴。我想说的是内尔森很有天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天分这种东西在刚果根本没什么用，就算像内尔森那样聪明，也是没法上大学的，和普莱斯家的女孩子们一样。照昂德当夫妇的说法，比利时人打定了主意要使当地人免受独立思想的影响。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倒对阿纳托尔很好奇——比如说，昂德当夫妇究竟是如何让他当上老师的。有时候，我在脑海里想象自己会怎么问他。吃过午饭后，姐妹们和我都会躺下来，只要我脑中无事可想，就会琢磨那样的场景。阿纳托尔和我走在通往河流的小径上。我们这么做有很好的理由：他可以帮我把水拎回家，也许他还会邀我讨论经文里他不太明白的地方。于是，我们便如此这般聊起了天。在我想象的场景里，父亲已原谅了阿纳托尔，还鼓励他与我们家人交朋友。阿纳托尔的笑容特有亲和力，完美的门牙裂了条小缝。我在想象中感受到那笑容对我的鼓舞，甚至鼓起勇气问他那张脸怎么会如此奇妙：他们究竟是怎么让每一条疤痕都这么笔直的？是不是疼得厉害？然后，他就告诉我橡胶种植园的事。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要是工人当天没采集到足够的橡胶，就会被砍断手。比利时工头会把一篮篮褐色的手带给老板看，那些手像鱼堆似的堆得乱七八糟。文明的白人基督徒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