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家人好（第3/11页）

从一开始，而且是接下来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们除了去上班，其余时间几乎都在一起。那也许不是爱情，但我们当时也不会被说服，因为我们一再告诉对方也告诉自己那是爱情。如果说我们经常吵架，电影则一次次证明了爱情就是那样。我们无法躲开对方，不过我想过了一阵子，我们都开始怀疑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俩谁都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艾琳想见见我的妈妈，我知道那样做就错了，可是想不出可行的拒绝办法。不出所料，我妈妈不喜欢她。“嗯，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亲爱的。”她后来说，“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觉得她很漂亮。”

后来有一次，艾琳跟我提到一个跟她同住一幢楼的让人讨厌的中年男人时，说“他在艺术的外围有很多年了，张口闭口都是艺术，以至于他开始期望自己拥有那种特权，即成为从来不从事艺术工作的艺术家。我是说他是个艺术游民，就像你妈妈那样。”

“艺术游民？”

“嗯，你知道，一辈子都在瞎折腾艺术，试图用并非真正有才气而且从未真正有才气的东西来给别人留下印象——你难道不觉得那样讨人厌？你难道不觉得这是浪费每个人的时间？”

出于早已有之的忠诚，我努力为我妈妈辩护，说她不是艺术游民，可是辩护得缺乏说服力、蹩脚、言过其实，要不是我们想法换了话题，可能又会吵起架来。

有几天早上，我天亮后才回家，几乎没时间换件干净衬衫去上班，我妈妈会用一种悲剧性的注视来迎接我，有一两次她说——好像我是女孩一方：“嗯，我当然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吗。”那年晚些时候的一个夜晚，她控制不住地发了脾气，称艾琳是“你的那个下贱的爱尔兰荡妇”。可那并不是真的很糟糕，因为能让我在鄙夷的沉默中站起身走出去，关上门，让她纳闷我还回不回来。

那年冬天，我得上了肺炎，好像跟我们走霉运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我在医院养病时，有次我妈和艾琳——那次之前，她们都巧妙地避免碰头——发现两个人乘同一部电梯，在下午探视时间一起进了病房，她们各自坐在一把椅子上，高高的铁架床旁一人一边，隔着我胸口迟迟疑疑地交谈，而我的头放在枕头上。她们的脸长得极不相同，我看了这张看那张，老的和年轻人的，尽量为两张脸送上合适的表情。

后来艾琳把我的病号服扯开一边，往里面瞅了一眼，开始用手按摩我肋骨上的肌肉。“他的肤色可真好。”她说，她说话带着悦耳的假颤音。

“嗯，是啊，我一直这样觉得。”我妈妈平静地说。

“不过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艾琳说，“最棒的是他浑身上下，都是同一种肤色。”

要是我妈妈没有选择沉默，稍微垂下眼睑，抬起下巴，就像一个寡妇被迫面对一个放肆的女帮厨，那就滑稽了。艾琳只得又把手放回大腿上，低头看那只手。

几天后我出院了，不过先得让一位温和而显得尽职尽责的医生就充足的营养和正常的作息时间给我上一课。“你体重不足。”他解释道，好像我不知道似的，好像我这辈子里，长得皮包骨头并非一直是个带来尴尬的可怕根子。“你患过几种肺病，你总体上的身体状况说明你容易患上肺结核。”

我带着盛洗漱用品的脏兮兮的牛皮纸小袋子坐地铁时，不知道怎样对待那句话，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只能先放一放。眼前——而且是天晓得往后有多久——还有别的麻烦。

最可怕也是能想到的最糟糕的麻烦出现在一两个月后，那是一个暖和的夜晚，在艾琳的住处，当时她说她想跟我分手。我们“谈情说爱”（那是她的用词）有一年了，好像根本没什么前途。她说她“还对别的男人感兴趣”，我说“什么别的男人？”时，她望向别处，回答得像谜一般，那告诉我这次架我是吵不赢了。

我知道我有一点占理——她不认识别的男的；但是她也有一点很占理，那就是她想要再次孤独的自由，在她的电话旁边等待的自由，直到有人邀请她去一个地方，那里会有别的男人，然后从几个候选人中，她会挑选出一个。很可能比我年龄大，相貌更好，穿着更好，银行里有点钱，对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想法，当然他也不会有一位妈妈在身边。

所以就结束了。有一阵子，在带着观看悲剧的眼光衡量自己的情形时，我想我很可能会死。我还不到约翰·济慈[4]的年龄，他也是个营养不良的肺结核患者，可是另一方面，我尚未有什么资格自称天才，所以我的死，很有可能唯其默默无闻而更让人伤心——一个英年早逝的年轻人，一个无名战士，也许除了一个女孩，从来无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