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家人好（第2/11页）

现在，她经常向我保证说这样安排只是暂时的——她肯定很快就会找到办法“重新站稳脚跟”——可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月过去，她根本不去努力，也不去制订什么合理计划，所以我开始失去耐心。这完全没有意义。我不再想听她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不想跟她一起哈哈大笑；我觉得她喝酒喝得太多，发现她小孩子气，而且不负责任——这是我爸爸说过的两方面——我甚至不想去看她：小个子，背驼，穿的是有品位却从来不是很干净的衣服，黄灰色的头发稀疏，乱糟糟的，嘴部肌肉松弛，一张脸上要么是闹脾气，要么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她的牙齿好多年都有毛病，不好看，而且开始疼。我领她去了北诊所，那是格林威治村一座古老的小小的三角形砖制标志性建筑，据说是纽约最古老的免费牙医门诊处。一位和气的年轻牙医给她做了检查，跟我们说她的牙得全拔了。

“哦，不！”她叫道。

没办法在这家门诊处做拔牙手术，他解释说，可是如果她去那位医生在皇后区的私人诊所，他可以在那儿给她拔牙，并给她做副假牙，只收正常费用的一半，因为她是这边的门诊病人。

就那样说定了。我们坐火车去杰麦卡，我一直陪着她，听她在每次被拔掉一颗牙时，都发出咕咕哝哝的声音，浑身发抖。看着那位医生把一颗又一颗丑陋的牙齿放到他的小瓷盘子里，让我脚趾收紧，头皮发麻。看着可怕，但是奇怪地也令人满足。一颗，一颗，随着每颗牙齿带着血掉到盘子上，我想，一颗……一颗……一颗。她又怎么能把这当作浪漫之事？也许到现在，她终于能够接受现实了。

那天下午回家的一路上，因为她脸庞的下半部凹陷很深，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坐车时，她盯着车窗外看，拿一叠纸巾捂着她的嘴巴。她似乎完全被打败了。那天晚上，开始疼得更厉害时，她在床上翻滚、呻吟，恳求我给她倒杯酒。

“嗯，我看这个主意不太好。”我跟她说，“我是说酒精会暖和你的血液，你要知道，你在流血时，这只能是雪上加霜。”

“给他打电话，”她命令道，“给那谁谁打电话，那个牙医。打给皇后区的查号台。我不管现在几点钟，我快死了。你明白我的话吗？我快死了。”

我按照她说的做了。“很抱歉打电话到您家里麻烦您，医生。”我说，“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妈妈能不能喝点东西。”

“噢，当然。”他说。“液体是最好的了，果汁，冰茶，任何一种流行的汽水和软饮料，那样不错。”

“不，我是说——你知道——威士忌。酒类。”

“噢。”他委婉地解释说根本不建议喝酒。

最后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给她倒了两杯，我自己也喝了三四杯，一个人站着，以一种情节剧般的绝望动作趴在窗前。我想我永远都不能活着离开那里。

她拿到了新假牙，刚开始戴的不适感结束后，她好像年轻了二十岁。她经常又是微笑，又是大笑，在镜子前面花很多时间。可是她害怕大家会知道那是假牙，她变得小心翼翼。

“我说话的时候，你能听到我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吗？”她会问我。

“听不到。”

“嗯，我能听到。你看到装假牙的地方有条很难看的小皱纹吗？很显眼吗？”

“不，当然不，根本没人会注意到。”

她搞雕塑时，参加过三个需要付会费的艺术组织：全国雕塑协会、全国女艺术家协会，还有个名叫“钢笔与画笔”的，那是本地格林威治村里的一个女性俱乐部——我想那是很老、很老的格林威治村的遗留，当时的村里，有罩衣、焚香、带交织字母的埃及香烟和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3]。在我的督促下，她不情愿地同意不再向她在上城的那两个组织交会费，可是她不肯放弃“钢笔与画笔”，因为对她来说，那在“社交上”意义重要。

我无所谓；这个俱乐部的会费并不多，他们有时举办画作和雕塑联展——很糟糕的下午，有茶和松糕、裂缝很严重的木地板以及戴着滑稽帽子聚在一起的女士——在这种展览上，我妈妈很久以前一件布满指纹的小型作品也许能获得一项荣誉奖。

“你要知道，只是最近，他们才让雕塑家加入‘钢笔与画笔’。”她解释道，解释的次数远远超出了必要。“以前一直只是作家和画家，当然他们现在可以改名字了，把雕塑家也包括进去，可是我们自称是‘拿凿子的’”。她总是觉得那样说很滑稽，笑了又笑，一边想用手指遮住自己的牙齿——那是以前，后来是高兴地展示她崭新的假牙。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认识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除了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里留连，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有人带我去一个小范围聚会，认识了一个名叫艾琳的女孩，接着发现她像我一样孤独，不过在掩饰此事上，她比我做得要好。她个子高，身材苗条，一头茂密的暗红色头发，脸瘦瘦的，长得漂亮，有时候一脸提防而严肃的样子，似乎世界正在强加给她什么事。她也来自她所谓的“家道中落”的背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短语，就马上把它加入我的词汇库），她的父母也是早就离婚，她也没有上过大学，另外还是跟我一样，她做一份白领的工作来谋生，在一家商业公司做秘书。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她坚持说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是份“好工作”，可是我想会有足够的时间劝她别去那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