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亲假（第3/10页）

“嗯，可是我现在说的意思是，保罗，到头来，事情还差不多算是圆满吧。很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你的继母，我们很般配。谁都能看得出我们很般配，不是吗？至于你的妈妈，我知道她跟我在一起从来不快乐。当一个女的跟他在一起不快乐时，任何一个男的，保罗——任何一个男的——都应该知道的。管他的，人生苦短啊。我早就原谅她是我妻子时带给我的痛苦了。只是有一件事我无法原谅她，永远不能：她带走了我的小女孩。”

保罗·科尔比的妹妹玛西娅几乎正好比他小一岁。五岁时，她教他怎样在洗澡水里吹一连串泡泡；八岁时，她踢翻了他的电动火车，那是想说服他纸娃娃更好玩，也的确是这样；之后一年左右，他们一起吓得发抖地互相挑战，看谁敢从一根高高的枫树枝上跳下去，他们跳了，但是他永远都会记得是她先跳。

那天下午，当他们的父母在客厅歇斯底里吵架和那位律师大声请他们有话好好说时，他从家里看着玛西娅，当时她在那辆普利茅斯牌汽车的副驾驶位上等，车停在行车道上，上面溅了一层泥巴。因为他很有把握没人注意到他不在，他就出去看她。

她看到他过来时，摇下窗户说：“他们究竟在里面干吗？”

“嗯，他们在——我不知道。很厉害——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不过我想会没事的。”

“是啊，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你最好进去吧，保罗，好吗？我是说我想爸爸不想看到你来这儿。”

“好吧。”他走回屋里时，停了一下扭头看，他们羞怯地很快互相挥了挥手。

刚开始，经常能收到来自伦敦的信——玛西娅匆忙写的快乐的、有时傻傻的信和他妈妈写的认真而越来越不自然的信。

一九四零年“闪电战”期间，当美国的每位电台新闻评论员都暗示伦敦到处一片瓦砾而且还在着火时，玛西娅写了封挺长的信，说明那些报道也许是夸大其辞了。东区那边当然很糟糕，她说，那是“残酷的”，因为穷人多数住在那边，但是市里也有“很大片的地方”丝毫无损。她和他们的妈妈所住的离市内八英里的郊区那边“极其安全”。写那封信时，她十三岁，他一直觉着她小小年龄能写出那样的信来，真是聪明得不一般。

后来几年里，她慢慢没了写信的习惯，除了寄圣诞卡片和生日卡片。可是他妈妈坚持定期写信来，不管他有没有回复上一封信，读那些信也变得需要借用意志的力量——甚至打开薄薄的蓝色信封和展开信纸都不容易。她写信时的紧张感如此明显，让读信也变得紧张；读到她有意写得高兴的最后一段时，总是让他松了口气，他也能感觉到她写完时，自己也松了口气。她回到英国后没过两年又结了婚，她和新丈夫不久又生了个儿子，“你的同母异父弟弟”，她说玛西娅特别喜欢他。一九四三年时，她写信说玛西娅“现在在伦敦，跟美国大使馆做”，那样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挺奇怪的，但是又没有进一步详情。

他从德国给他妹妹写过一封信，里面巧妙地在几个地方提到他作为步兵参加战斗的情况，但是根本没有收到回信。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军邮不可靠，但是也有可能她只是疏忽了回信——那在他的感情中，留下一道小而尚未愈合的伤口。

现在，离开连部办公室后，他很快写了封信给他妈妈，说他在请假方面，一点办法都没有。写完信并寄出后，他觉得可以躺到让人想睡觉的、发霉的、几乎空无一人的帐篷里他的帆布床上，轻松地伸个懒腰。帐篷里有条被踩得露出泥土的过道，隔着过道不远，可怜的迈伦·费尔普斯这家伙躺在那里用睡觉来忘了他的丢脸事——要么更有可能的是，他仍然感到丢脸，所以在装睡。

接下来这个月的大新闻是C连这里，可以签发去巴黎的三天通行证，一时间，各座帐篷里开始响起尖叫和淫荡的聊天声。没错，法国人讨厌美国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巴黎”意味着什么。据说在巴黎，你只用走到街上的一个女孩（衣着讲究，模样一流，任何一个女孩）面前说：“宝贝，你做生意吗？”她不做的话，会微笑一下说不；如果她做——要么也许就算她不做，却刚好觉得可以客串一下——然后哦，耶稣啊，上帝啊。

保罗·科尔比安排好跟乔治·米勒一起领通行证，米勒是个安静而细心的小伙子，早就成为他在步枪班最好的朋友。他们去巴黎前的几天夜里，在他们低声细语的谈话（那已经成为他们友谊的一个特点）中，他迟迟疑疑地向乔治·米勒透露说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甚至也不愿意去想的事，即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跟女人睡过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