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中的骗子

沃伦·马修斯跟他妻子和两岁的女儿搬来伦敦住时，担心过人们也许会纳闷他怎么无所事事。说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没多大用，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知道那指的是什么，绝大多数英国人会一脸茫然或者配合地微笑，直到他解释一番，但甚至到那时，他们还是听不明白。

“干吗要跟他们说什么，”他的妻子会说，“关他们什么事？那么多靠私人收入在这儿生活的美国人又怎么样？”然后她继续在炉子或者水池或者熨衣板上干活，或者继续有节奏而动作优美地梳理她那一头长长的棕色秀发。

她是个眉清目秀的漂亮女孩，名叫卡罗尔，经常说自己结婚时太年轻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讨厌伦敦。这里又大又乏味，而且缺少人情味；你可以走路或者坐公共汽车一去好多英里，都看不到有什么好看的。冬天来了，也带来了刺鼻的含硫磺的雾，把一切都染成了黄色，还从关着的窗户和门渗进来，留在你的房间里，让你眯起来还流眼泪的眼睛更加难受。

另外，她和沃伦关系不融洽已经有好久了。他们可能都希望过搬到英国这一险举也许能把事情理顺，但是现在难以回想起他们是否那样希望过。他们吵架并不多——吵架属于他们结婚后更早的一个阶段——可是他们几乎从来不喜欢跟对方在一起，还有整天整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小地下室房间里，几乎好像干什么都会影响对方。“哦，对不起。”每次他们笨拙地撞到一起或者挤到一块时，都会咕哝着说，“对不起……”

那套地下室房子是他们遇到的唯一一件好事：租金只是象征性的，因为房东是卡罗尔的英国籍姑妈朱迪思——一位举止文雅的寡妇，七十岁，独自住在楼上的公寓里，经常慈爱地跟他们说他们有多么“可爱”。她也非常可爱。唯一的不便——事先就认真商量过——是朱迪思需要使用他们的浴缸，因为她自己住的那里没有。她会早上不好意思地敲他们的门，进来，满脸带笑，嘴里不住地道歉，身上裹着一件长度及地的豪华浴袍。后来，她洗完澡出来，身上冒着腾腾的热气，那张漂亮的老人脸就像小孩子的一样，红扑扑、粉嫩嫩的，她会慢慢走进前面的房间，有时会逗留一会儿聊聊天，有时不停。有一次，她把手放在通向走廊的门把手上又停下脚步说：“你们知道吗，我们一开始这样安排住的时候，在我同意把这层分租出去时，我记得我在想，哦，要是我不喜欢他们该怎么办？现在，一切都这么棒，因为我对你们两个真的都特别喜欢。”

他们设法愉快而诚挚地回应了几句；她走后，沃伦说：“挺好的，不是吗。”

“是啊，挺好。”卡罗尔坐在地毯上，一边在努力把他们女儿的脚后跟塞进一只红色橡胶靴子。“别动，宝贝，”她说，“让妈妈省点事，好吗？”

工作日的每天，这个小女孩，凯西，去附近一家托儿所，名叫彼得·潘俱乐部。原来的想法是，这样能把卡罗尔解放出来，让她可以在伦敦工作，以便在富布赖特奖学金收入之外贴补家用，但是后来发现有条法律禁止英国雇主聘请外国人，除非能证明这个外国人能够提供英国申请人缺乏的某种技能，卡罗尔根本不能指望能证明类似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继续让凯西去那家托儿所，因为她好像喜欢去，而且——尽管两位父母都没有明明白白说出来——因为让她整天不在家也不错。

这个特别的早上，卡罗尔想到即将可以跟她的丈夫单独在一起而心里挺高兴：她昨天夜里已经下了决心，就在这天，她要宣布自己决定离开他。事到如今，他肯定也会认可事情不对劲。她会把孩子带回家，回到纽约；等她们安顿下来，她会去找份工作——秘书或者接待员之类——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写信保持联系，等到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生活的一年结束后，他们可以——嗯，他们都可以考虑一下，到时间再讨论吧。

在凯西说着话、紧紧拉着她的手去彼得·潘俱乐部的一路上，以及一个人更快地一路走回来时，卡罗尔都在尽量刚好没出声地演习她要说的话；可是到了那时，却发现那一幕比她担心的容易得多。沃伦根本没有显得很吃惊——至少程度上没有达到也许会挑战或者削弱她的说法。

“好吧，”他一直沮丧地说，也没有正视她。“好吧……”过了一会儿，他问了个麻烦的问题。“我们怎么跟朱迪思说？”

“嗯，对，那点我也想到了。”她说，“如果跟她说实话，会很难堪的。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说我家里有人生病，只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