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来的女人

我们街道上的人谁也没想到陈金莉会回国。四年前她准备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劝她打消这个念头。她还有啥不知足的？她在我们木基市的师范学院里当数学老师，有个体贴的丈夫，女儿非常可爱，也快进幼儿园了。她家刚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还是理想的楼层：新公寓的一楼。我们都整不明白她为啥铁了心要出国。有些人说她是想出去赚钱，可是大部分人不这样看。虽然人人都说在美国遍地都是美元，就像树上的叶子一样捡不完。可谁会相信这样的鬼话？如果她是个年轻姑娘，那倒不难猜：或是去那边上大学，或是嫁给老外—不是华侨，就是洋人。但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在这里已经有了家。尽管我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她还是在那年初夏去了美国。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市政府里的高级干部。她走后不久，他们就跟同事和亲戚朋友们说金莉不会回来了。上了年纪的人们听了以后都摇头说：“这女人的良心叫狗吃了。她就这样撇了家啦？美国到底有啥好的？”

现在她回来了，看上去像是换了个人：戴着金项链，抹着红嘴唇，画着蓝色的眼影，甚至脚趾甲盖都涂成了红颜色。我们整不明白她的鞋后跟为啥非要四寸高呢？她穿着高跟鞋活像踩高跷，根本走不了路。她和别人走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伸手要人家扶她一把。人们在私下传言，说她是纽约的一个华侨阔佬的第十五房姨太太。看了她的化妆和做派，就不由得你不相信了。

陈金莉刚出国那阵子，她丈夫迟淦跟大家说她在一个语言学校里学英语，不然就没办法进研究生院攻读数学。后来我们又听说她病得不轻，不能下床走路。一年以后，又有人说看见她在纽约的唐人街开了家珠宝店。有些人就说那商店肯定是那个阔老头子送给她的礼物。

她给迟淦写的最后一封信上说，她决定回国同他和孩子厮守一辈子。但是看了她回国后的打扮，街坊四邻们谁也不相信。可是你如果问她是否还要回纽约去，她总是说：“不回去了。我在那儿没了工作，珠宝店也倒闭了。”她的几个亲戚出于好奇，想打听她挣了多少钱。她总是回答：“我没钱。在餐馆打工能挣几个钱？在美国，你挣的钱一半都交了税。你挣的多，花的也多。”

有些年轻人特别想知道那个花旗国里的事情，经常缠着要她讲讲纽约啥样。她总是摇摇头说：“那是有钱人的天地。”

“哎呀，金莉你有啥就说啥呗。那纽约人是不是个个都是百万富翁？”

“没有的事。百万富翁能有几个？不过人家美国人干活比咱们卖力气倒是真的。美国还有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就睡在大街上。”

那些年轻人原先以为华尔街是用金砖铺成的，听了她的话没有不扫兴的。

她回来得不是时候。现在夏天已经过了一半，正是东北地区最好的季节。天气不凉不热，市场上堆满了新鲜的瓜果蔬菜。但是她的女儿丹丹放暑假不上学，住在爷爷奶奶家。金莉回国前的一个礼拜，爷爷奶奶就把丹丹接去住了，为的是让孩子避开她妈妈。实际上，那孩子把妈妈差不多也忘光了。我们每次问她想不想妈妈，她都说“不想”。

金莉回来见不到孩子非常伤心，自然把气出在丈夫迟淦身上。他只好安慰她说，丹丹在爷爷奶奶那儿住几天就会回来。

金莉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打扫房子。她不在的这几年，家被迟淦弄得像猪窝一样。虽然迟淦在船舶设计院当机械维修工，但他不是个勤快利落的男人。他从小让爹妈惯得油瓶倒了都不扶，要多邋遢有多邋遢。金莉在床底下扫出了鸡蛋壳，风琴、五斗橱、大衣柜上都落满了尘土。天棚的四个角都拉着蜘蛛网。屋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她只好成天敞着窗户。所有的被褥上都渍了一层油垢，亮光光的。有几床被子上还有烟灰烧的窟窿。她回家后才知道，两年前她捎钱回来买的洗衣机是公公婆婆在用。最让她难过的是：她种的茉莉和牡丹都干死了，只剩下几株枯枝立在花盆里，像骷髅一样。花盆里盖了一层烟头和火柴棍。不出三天，邻居们在楼道里又听见了熟悉的摔门和砸锅碎碗的声音—这两口子又干架了。

“把你的臭袜子和裤衩都收起来，到你妈那儿去洗。”她命令丈夫。

他一声儿不吭地把袜子和裤衩收集到一个纸盒子里。她又开始抱怨厨房和厕所里到处都是烟灰。“这家里都快赶上火葬场了。”她不住声地唠叨。

他用手指扶了扶金丝边的眼镜架，忍不住说了句：“你要不喜欢这个家，干啥还要回来啊？”

“你寻思我是冲着你回来的？”她咬着嘴唇，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是她身上的另一个奇迹：去美国之前，她有点龅牙，但现在所有的牙齿都排列得规规矩矩，像珍珠一样闪亮。她的上嘴唇也不像从前那样凸出了。看来，人家美国的牙医手艺就是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