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来的女人（第4/4页）

第二天下午，他骑车去了父母家。在他的“飞鸽”自行车上捆着一个长纸盒子，里面装着金莉给女儿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电子琴。

迟淦的父亲把儿子臭骂一顿，说他是猪脑子。如果让金莉见到孩子，她会轻而易举地让丹丹跟她去美国。“这么简单的把戏难道你就看不出来？”老头挥舞着手里吃了一半的西红柿，气愤地质问儿子。

迟淦的父母把电子琴收了起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给丹丹。这孩子正在楼上看电视里的“儿童科技”节目，爷爷奶奶让她给妈妈写封信。天黑之前迟淦回来了，交给金莉女儿写给她的一张字条。金莉看完以后伤心极了，把自己锁在屋里哭了一场。字条上写着：“坏女人，你滚开。我不要你这样的妈妈。”

金莉这下死心了，不再想把丈夫、孩子弄到美国去了。她下一步想干啥呢？也许她会很快回纽约去。但是当我们问她的时候，她却说，既然丈夫和女儿不想走，她也不走了。

令人纳闷的是，一个星期以后迟淦竟然向法院提出离婚。谁能想到这么个不中用的男人会走出这一步？这一定是他父母出的主意，利用他们在法院里的熟人为这个案子开绿灯，因为法院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离婚。金莉好像根本不在乎失去丈夫，但她在法庭上不顾一切地要争夺女儿的监护权。法官说她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对她宣读了法庭的决定：“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本庭拒绝你的监护请求。”法院判她每个月付给孩子三十元的赡养费，奇怪的是，她非坚持每个月付一百元。大家都被整煳涂了。人们开始怀疑她到底有多少钱。也许她是一位富婆哩。

很快就有传言说金莉手里有很多钱。有人说她心胸狭窄而且小气。要是她真的那么有钱，为啥不给她公公婆婆买一个二十英寸的大彩电—索尼或者三洋牌的都行。她公婆看上了彩电，肯定会让她把孩子带走。也有人说她其实并不富裕。事实很快就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有天下午风刮得很大，金莉来到五洲房产公司要买一套公寓。最近，我们木基市在松花江边上修建了几座公寓大楼，要吸引外国顾客，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和台湾的商人。金莉看起来还打着留在木基市的主意，或者至少每年在这里待几个月。

“请出示您的护照。”接待她的是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好像是这个房产公司的经理。

她把护照递给他，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在椅子上微微扭动着身体。

年轻人仔细地看着酱紫色封皮的护照，头也没抬地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你是中国公民？”

“是。”

“那对不起，我们不能卖房子给你。这些公寓房是专门出售给外国顾客的。我们需要外汇支付。”

“我有美元。”她脸红了一下，双手交叉在一起。她绞动的手指遮盖住了金戒指。

他的目光闪烁了一下，很快又摇头说：“不行。公司只允许我同外国人做生意。”

“我按同样的价钱付给你外汇，这有啥区别呢？”

“对不起，同志。我要是不按照规定办事，领导就会开除我。”他用手指梳理着松软的头发。

金莉只得放弃买房子的念头。她要买的公寓是超豪华型，要两万美金一套—按照当时的外汇黑市价格，相当于二十五万人民币。我们这些人做梦也不敢想会有这么多钱！就连木基市的一所中型企业也很难有这么多的现金。我们终于意识到，在我们这条街上住着一个百万富婆。有些人开始和她套近乎，说能帮她找到工作或住的地方，但是她好像并不感兴趣。每当有人在她面前骂迟淦和他父母，她总是干巴巴地说：“我当初走的时候还以为随时能回来呢。”后来，她开始躲避众人了。

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从木基消失的。有人说她去深圳或香港了。那个范玲教授却说她回纽约又去找那个老头子了，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向迟淦打听他前妻的下落，他总是一声不吭。兴许他也不清楚她到啥地方去了。

离婚后的第二个月他又结婚了。新娘是个拖油瓶的小寡妇，有个四岁大的男孩子，和迟淦在一个单位工作。她是个贤妻良母，对新丈夫知冷知热，把家里也料理得井井有条。我们经常在晚上看见这两口子手拉着手在外面散步。迟淦看上去好像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健康，连将军肚也开始挺出来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丹丹非常喜欢新来的小弟弟。她跟别人说，她就是想要一个弟弟，现在终于如愿以偿。那个男孩子也像姐姐的尾巴一样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每天放学以后两个人就在一块看小人书，背诵儿歌。有人问她后妈对她好不好，她说：“我爸爸给我找了一个好妈妈。”有时候，丹丹会和别的孩子在公寓楼前面的空地上玩跳房子游戏。她的辫子梢上系着一对黄丝带做的大蝴蝶结。每当她在地上蹦跳的时候，蝴蝶结就跟着她飞舞。她那羚羊似的眼睛越笑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