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函（第6/8页）

《叙事技巧》停刊以后，我们系接到了几千封订户写来的抗议信—人家要求退钱。那些钱老早以前已经当作过节的奖金发给系里的教师了，我们只好向订户保证马上复刊。但是除了方先生，谁也没有编辑这份学报的能力。到了秋天开学的时候，《叙事技巧》又重新与读者见面了，方先生还是总编。这一次他被迫在杂志里去掉了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新的《叙事技巧》变得更专注于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发表的文章也更有分量。每期杂志的封面都是光纸印刷，封底上都有一位现代文学大师的照片。方先生的声誉又慢慢开始恢复。他比以前更加勤奋了，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还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鲜花盛开的桥上》。他在扉页上把此书献给海明威，好像这位美国作家还活着，经常和他通信交流创作心得似的。他可能是想表明海明威是他文学灵感的源泉。这本书在文学界获得了不少好评，方先生还作为当代杰出作家风光了一阵子。第二年他就被评为正教授，是外语系里的第一个。他好像命里注定要在文学上干一番成就，但是在接二连三的成功面前，没有几个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方先生在我们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又栽了跟头。那是1987年刚开始放暑假不久。他和我都被挑选参加省里的文化代表团，访问四个美国城市。我被选中是因为我的英语口语不错，又多少了解一些美国文学的情况。方先生是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专家加入进来的。赞助我们这次访美的东道主之一是康涅狄格州的威灵顿大学，那时候正热切地想和我们木基师范学院结成姐妹学校，所以代表团里的一半成员都来自我们学校。

在美国的时候，我又发现了方先生身上另一个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性格特点：吝啬。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尽可能地在大家付钱的时候上厕所。有两次是我替他付的账。虽说他妻子常年卧病在床，但是他一点都不穷。他儿子每个月都给家里寄不少钱。和我们这些真正的穷教师不一样，他在银行里甚至有一个外汇账户。他如果只是占我们这些中国人的便宜也就算了，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他居然在人家美国人的身上也耍这一套。他有好几次喝完了咖啡、茶或是其他饮料后等着美国人帮他付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该他似的。我真不明白他干啥要像个要饭的那样丢人现眼。我们出国的时候，国家每天给我们二十二美元的零花钱。这点钱虽然不多，但一个人总要有点尊严吧。我不明白像方先生这样一个小气鬼怎么会是勾引女人的高手。有一次他在餐厅里点了一客果馅奶酪卷以后，居然要一个美国女作家替他付钱。他漫不经心地说：“我没钱了。”那位高个子美国女作家的头发是红色的，为了见我们还刻意打扮了一番：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对襟小袄，耳朵上戴的耳环是一对中国明朝的铜钱。她有一个很讨厌的习惯—每句话说完以后还要加上一句：“懂我的话了吗？”她听了方先生的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来微笑着的脸变成了鼻眼扭结的苦瓜。她朝我转过身来，一双深陷的绿眼睛好像在发问：他是不是神经不正常？我愤怒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用中国话对他说：“拿着。明天早上还我。”那一次他倒是自己掏了腰包。

他这样做也可能是误解了资本主义文化和所谓的美国精神，搞不懂自我意识和自私自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临出国的几个月前，我们邀请了一个名叫阿伦·雷德斯通的教授到我们学校来讲解福克纳。这个肯塔基州来的红脸汉子花里胡哨的名堂真不少。他留着马尾巴头，穿着红红绿绿的花汗衫，还从美国拎来一把班卓琴在我们的课堂上又弹又唱。他跟我们的学生说，在美国，个人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要尽一切努力来强调自我意识的存在，还说什么自我中心的本能是任何个人成功最本质的因素，等等。他甚至还宣布：个人利益是美国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你自己生活的中心就一定是你自己。我起誓：如果他是个中国人，我会不等他说完就派人把他从教室里拖出去。但是方先生听了他的讲课后对我说，他很欣赏雷德斯通的理论。很显然，这个美国佬的一通歪理已经弄得他晕头转向了。眼下在哈特福德，他在这位美国女士面前毫不羞耻地要证明他自我的存在，中国人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他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像他这样一个有知识的人，怎么会连一个没有文化的人都不如呢？我到今天也搞不懂。

我们的美国东道主通知我们说，星期六大学里有一个作家会议，组织者愿意搞一个中国主题的座谈会，请几位中国作家发言。当然，这是指我们代表团里的作家。我们很为这一友好的邀请所感动，答应到时候一定参加。代表团领导指定由我来介绍当今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情况，其他的六位作家不用讲话发言，但是要准备回答听众提出来的关于他们的创作活动和经历的问题。我们都非常兴奋，准备要在那天穿上最正式的服装与会。为了强化一下我的英语口语，我在出发去会场之前整整朗读了一个小时《纽约书评》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