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函（第4/8页）

我虽然在哈尔滨念了三年研究生，但是对于母校外语系这几年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未婚妻在这里毕业后留校教日语。

方先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创办了一份叫作《叙事技巧》的学术杂志。我想您也许看过这本刊物，因为在那几年它一直保持着九万份的发行量，在青年读者中，特别是文学青年中很受欢迎。方先生在东北三省的许多大专院校里都讲过课，主题是“西方文学中最先进的叙事技巧—意识流”。他甚至自己还写小说，其中有一个讲三角恋爱悲剧的短篇小说《雨山之南》还在省里的一个比赛中获了奖，编选进好几个小说集子。公平地讲，他是一个有才能的小说作者。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你常常能感到一种原始的激情和农民式的狡诈，这在学者写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事实上我常想，如果他专注于小说创作，也许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花了很多时间编辑这本杂志，精力都浪费在这上面了，也就没有趁几个短篇的成功而趁热打铁地多写一些小说。也许他缺乏艺术眼光，也许他误以为自己干啥都行，他只满足于比他的同事们先行一步，沉浸在短暂的虚名之中。他没有走那些大师的路子—写一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一部里程碑式的杰作，一部志在创新开拓从而改写小说史的文学名著。他没有才力写这样一本书，只是埋头于鼓捣那些小玩意儿、小摆设。一句话，虽然他是老树新花，但是从没有结出硕果。

我定期给他办的学报投稿，和他的关系也就逐渐改善。他待我不错，不仅来稿必用，而且经常按最高的标准付我稿酬。同一般的外国文学刊物不同的是，《叙事技巧》不仅刊登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而且还开辟了一个发表国内作者创作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园地。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学术刊物要发表原创的诗歌？方先生从来没有研究过诗学，为啥每期要用十几页的篇幅来刊登诗歌？他肯定知道这样做有多么不协调，我估计他肯定另有所图。

1984年夏天，我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回到了母校。我刚结婚的妻子已经升成了讲师。我听说方教授办的杂志停刊了，原因是一些年轻妇女指控他耍流氓。这些女人中有老师、有学生，有人说他用发表文章作诱饵来勾引她们和他睡觉，还有人说他拒登她们的来稿因为她们拒绝他的引诱。说实话，我怀疑有些女人是自己心甘情愿和他勾搭的，当然肯定是他主动勾引她们。他妻子多年卧病在床，两人不能有性生活。他一定是感到冷清寂寞、欲火难耐。但是在他干的风流韵事中有一桩却令人无法原谅：他因为使用的避孕套质量太差，把一个学生弄怀孕了。女孩子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一个上了年纪的护士把这事传了出来，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我认识这个女孩，她比我低两年级，是我一个哥们儿的妹妹，这姑娘人很好，平时喜欢写写诗。有一次她在礼堂朗诵她写的一首诗歌，把我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当时就有好几个小伙子对她感兴趣。我还记得那首诗的题目叫作《我能给你的只有爱情》。那首诗写得非常好，学校广播站每天播送两遍，整整广播了一个星期。她外表文文静静的，动不动就脸红，一双眼睛流露出羔羊一样温顺的神情。我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个柔美的姑娘能跟方先生那样一个老头子胡来。她那么出色，什么样的好小伙子都会心甘情愿地供她驱遣。我后来从她哥哥那儿知道，方教授用“美人鱼”的笔名发表了她的许多诗歌，还保证说给她争取到奖学金，把她推荐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的比较文学系去深造。方先生说那里的系主任和院长他都认识。唉，年轻女孩子多么容易上当啊！

方先生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外语系副主任的职位也给撸掉了。他见人都抬不起头来，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有一天，我请他到我家来喝啤酒。那几天我妻子不在家，她到齐齐哈尔南边的一个油田上去教日语暑期班。我刚好因为翻译尤金·奥尼尔的一个剧本得了点稿费，就买了一只烧鸡、两斤牛肉肠、五斤西红柿、一包白糖和十个咸鸭蛋，又到街边的酒铺里要了十升干啤酒。我也没请其他人，因为那时候系里的人都躲着方先生，不想和他搅和在一起。我俩边吃边喝，他的话就开始多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妻子心脏有病，儿子刚从南京大学毕业，很快就要去中国和德国合资的上海福斯汽车厂工作。他妻子对儿子要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去很伤心，虽然这是一个收入丰厚的工作。她指望儿子能回到木基来，找一个当地的姑娘结婚，在父母身边成家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