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公函（第3/8页）

方先生很快就升为教授。令学生失望的是，他不再教课了。当时系里只有两个副教授，方先生是其中一个。他在学生和年轻教师中很受尊重，因为他经常教大家跳交际舞和探戈。每到星期四下午，外语系的一些老师就举行舞会，我们这些学生只有从锁孔里，或者从半掩的门缝里向舞场瞥几眼。方先生一直是我们系里最优秀的男舞者。他本来肚子并不凸出，但是在舞场上他就会挺起腹部，像一个派头十足的富商那样翩翩起舞，而且这样他还可以更紧地贴住他的舞伴。我们对他的风度羡慕得不得了，认为他的确是多才多艺。在系里举行的外国文学讨论年会上，他宣读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论述的课题是《丧钟为谁而鸣》，让我们大开眼界。后来这篇文章还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海明威这个名字。

我念本科的四年一直没有从低级班跳出来，我的自尊受到很大伤害，心情因此十分郁闷。我们这些低级班的同学还搞了一次罢课，要求重新按照成绩分班。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们低级班中的许多同学已经跟了上来，英语程度并不比一些高级班的人差。高级班一直是由英国或加拿大老师来教的，我们低级班却从来没有一个高鼻子的洋人教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口语水平当然可怜了。系里拒绝考虑我们的请求，但为了防止再来一次罢课，刚升为系副主任的方教授同意和我们对话。于是，我们集结在一间教室里，听他解释为什么这种把学生分成四等的制度应该保持下去。他的理由是：系里只能雇一个外国专家，所以要留给最好的学生。他还讲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的大道理。我们并不是反对这种精英教学方法，只是抗议高级班成员的终身制。

我们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方先生后来耐不住性子，脸变成猪肝色。他的声音越来越粗重，把手一挥宣布说：“不行，我们要保持教学的延续性。如果高级班的学生三天两头地换，谁还能教这样的班啊？根本行不通！”

长着水蛇腰、弯弯眼和卧蚕眉的张明辰是三班的班长。他站起来微笑着说：“方教授，您这话不是很可笑吗？您让我们觉着自己跟痴呆儿一样。为啥我们就得永远当二等公民？为啥我们就不能发展了？就拿您来说—您不是每年也得长点个儿，加点分量吗？”

我们听了哄堂大笑。方先生怒视明辰，捶着讲台吼叫：“少跟我来这套！你以为你是马克·吐温？你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他慢慢转过头来，瞪着台下的学生。

我们笑得更欢了。方教授宣布散会，气冲冲地走出了教室。他的黑色人字呢上衣的袖口挂着一根白色的棉线头。我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现在好像变了个人，再也不是那个和气勤勉的老师了，倒仿佛是个当了一辈子高级干部的官老爷。实际上，除去他这个新出炉的英语系副主任，他只有一个官方的头衔—地区桥牌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有二十来个会员，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

第二年春天，方先生入了党。在讨论他的入党申请时，我表示持保留意见。可是我只是学生党员的代表，在党支部里不占多数。我一直怀疑他过去帮助关心我是因为我是少数学生党员之一，在党支部会上有赞成他或反对他的发言权。换句话说，他到宿舍来给我补课，就是有意要我感激他，将来讨论他入党的时候他就多了一票。这个人多么有心计啊！但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我也不可能跟别的党员透露我的疑问。

另外一件事加深了我的疑虑，并且给了我很大震动。第二年我们毕业的时候，方先生的眼中钉张明辰被分配到双鸭山的煤矿里工作。他是当年我们系里分配得最差的一个毕业生。毕业聚餐的时候，明辰喝醉了，扬言要和方先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掀开衣襟露出腰带上别的一把牛骨头把的尖刀。那是他花了十五块钱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上买的。我赶忙看看系领导吃饭的桌子，幸好方先生没来参加聚餐，要不然肯定会让明辰给放了血。明辰那天也醉得人事不省，我赶紧把那把大刀子藏起来，要是给他带在身上非惹出娄子不可。也难怪明辰要找方先生拼命，两天前他的女朋友已经放出话来要和他散伙。她被分配在沈阳的一所军校里当英语教员，明辰认为她的变心也是方先生报复他的结果。

我自己的运气不错，考上了哈尔滨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我因为不参加毕业分配，方先生也就没法惩罚我。要不然我也会落个像明辰一样的下场。我肯定方先生知道了我在讨论他入党的时候投了反对票。另外，他一定以为是我策划了两年前的罢课。